传统官德思想的历史局限与价值

正我国传统官德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德配天。君主的权力是"天"授予的,是"天命"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失德就会失去天命。在我国古代,政治与道德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将政治与道德衍生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使道德发挥出更强的政治功能,从而将封建统治制度的政治目的、权力和秩序与封建道德融合为一体,从伦理层面保证封建君主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所以"德治"受古代一些思想家大力追捧和倡导,将其视为维系封建统治的关键所     

法、术、势:韩非子政治哲学的实践路径

法、术、势充分体现了韩非子政治哲学的特质,是一套完整的非人格化的政治强力手段。法是专制君主手中的利器。术是通过对臣下的绝对政治控制提高政治效率的系统性手段。势是以君主利益为本位、以非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以暴力强权为后盾蓄意营造的制度环境,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客观性和非人格性。法、术、势之间着互相补足、互相支持,统一于强化君主集权的目的。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探析

道德分为绝对道德和责任道德两类,马基雅维利将政治思考与普遍道德思考区别开来的"君主道德"就是责任道德。而绝对道德并非只存在于普通人之中,它在国家政治和国际社会中同样存在。必须区分政治标准和普遍的道德标准,在评判政治行为时,应用政治标准去审视,同时,要警惕国家利用普遍道德美化其谋取私利的政治行为。在国际互动中,不仅仅要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出发点,而且在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努力维护"责任大国"的形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比较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探讨时代面对的问题,通过关注现实政治,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君主的统治之道。从人性论、道德观、政治观、人民观四个方面,去分析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异同和特色。人性论方面,两者都持悲观态度,考底利耶认为善恶并存,而马基雅维利持性恶论;道德观方面,考底利耶则对君主的行为提出了许多道德原则,但为国家利益可以不顾道德,马基雅维利则认为君主并不真的需要有道德;政治观方面,两者目标和价值取向不同,但研究方法和现实政治的领域的措施有相似之处;人民观方面,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两者都顾及到臣民的利益,但前者程度更甚。     

论韩非的“因情而治”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人们之所以称韩非为法家、法家之集大成者,是因为他集法、术、势于一身,力倡封建君主依法来治国;是因为他毕生都站在封建专制国家和封建专制君主的立场上,研究和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国富兵强的方略.可以说,韩非的每一篇宏论都是他献给封建君主的“治世良言”,都紧扣如何治理国家的主题,或是如何驾驭群臣的方术,或是如何使用民力的招法,亦或是封建君主自身的“修炼之术”.在他集中论述治国原则的《八经》中,“因情”被韩非列为治国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原则,他向封建专制君主提出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治国方略.“因情而治”既体现着韩非的治国方略,又蕴含着他的人性思想.尽管“因情而治”是韩非为封建专制君主和封建专制国家提出的治国方略,但这其中对人性的蕴含透视和以人性为基础建构的治国方略,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商鞅的廉政思想及其悖论

商鞅认为"以功授官爵"不仅是富国强兵的途径,也是凝结国家力量、建立良好政治生态的途径;他强调应通过"明法"、"塞民于法",实现对包括官吏在内的社会成员的控制;他还提出"利异相监"的监察思路,主张通过"告奸"、建立"法官"系统来实现对官吏的监察。商鞅的廉政思想,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商鞅提出的防治政治腐败的思路和方法是否能够得到落实最终取决于君主,而君主则被认为是有限个体,这显然是其难以克服的思想悖论。     

权力的四张面孔——基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视角

先秦时期的儒家政治思想清新活泼,观点尖锐,远非后世儒家所能比拟。在此视角下,具体分析权力合法性来源及权力与知识、道德、制度的关系,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政治权力观具有"人治"倾向和对社会环境的路径依赖。基于此,对于当下的道德失范问题,伦理道德、法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三位一体协同治理是有效治理路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三维解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发生了变化。它的标志是行为主义革命高潮渐渐消退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制度自身、制度与环境,以及制度与制度相关人三个层面上。     

新制度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启发,西方政治学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三个主要流派为制度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觉,分别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三大逻辑,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宜性逻辑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联性逻辑。三大制度创新逻辑的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既要推进政治理念的更新,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也要理顺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规范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精英主义的吗?——从谢尔顿·沃林对阿伦特的批评谈起

在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批评中,有一种是对于阿伦特"精英主义"的批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谢尔顿·沃林。在谢尔顿·沃林看来,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反民主"的,而阿伦特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者"。笔者认为,谢尔顿·沃林在两个方面曲解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其一,他片面化的解释了阿伦特政治行动的内涵,仅仅强调政治行动的"显现"维度,而忽略了政治行动的"交流"维度,其二,他并没有看到阿伦特将"政治"与"社会"区分中所表达出的政治内在的民主结构,因而错误的将阿伦特归入了西方精英主义政治的传统模式之中。在笔者来看,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理论构建的是一种全新的精英主义的模式,即"人民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是阿伦特意义上一种特殊的精英主义,它一方面可以提升政治的大众参与,保障政治权力的自我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政治精英的自我遴选,保证政治决策的不断修正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正如毛里奇奥·帕瑟林·邓特里弗所说,阿伦特是处在一种特殊的"民主"与"精英"之张力的政治结构中,在我们看来,阿伦特既是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人民的精英主义者"。     

《韩非子》寓言的批判性研究

《韩非子》一书是韩非最重要的理论书作,其承载了韩非主要的治国理论。韩非以"性利"论的观点来分析批判臣子和民众的行为,通过简单而深刻的寓言故事说明人们"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的天性,以此说服、帮助君主运用"法术势"来治理国家。     

民主与民本

民本和民主是侧重点不同的政治理念。民主强调政治中"多数"的"权力",民本则强调政治中"共同"的"福利"。"多数的权力"注重政策制定的"程序","共同的福利"则注重政策实施的"效果"。民主要求制度设计中彰显"多数的权力",民本却没有特定的制度要求,君主制、政党制、人治、法治、礼治,对于民本只是手段,目标都是实现共同体的利益。不管是"君主民本"、"士大夫民本"还是"民主民本",为政的目的都要符合全体的利益。而如果为了实现民主,损害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富强,则是违背民本理念的。因此民本有其独立的发展逻辑,不是民主的初级阶段。     

卡尔与摩根索国际政治权力观比较研究

权力是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古典现实主义学派两大代表人物的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对权力概念都有深入的解析。他们都批判忽视权力因素的乌托邦主义思想,重视和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他们在对权力争夺根源以及权力与道德关系的认识上颇有差异。     

政治道德何以必需?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道德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对权力的道德约束。政治道德围绕权力而展开,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斗争和博弈的产物。政治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契约",其在本质上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围绕权力所达成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契约。遵守政治道德是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政治道德关系到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根本原因是政治道德平衡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关系,能够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形成相对合理的利益关系。     

韩非奉献给君主的根本治国方略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作为法术之士,他一生做过的事可以概括为三件:其一是总结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其二是研究著述有关治理国家的理论;其三是为专制君主治理国家提供方略。韩非的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韩非子》的五十五篇宏论中,包有"循天守道"、"因情而治"、"依法赏罚"、"治吏引纲"、"务力耕战"五大方略,其中,"务力耕战"是韩非主张的治理国家的根本性方略。富国强兵,务力耕战,赏罚依法,这是韩非务力耕战的基本思路。韩非给专制君主提供治国方略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称王称霸、统一天下。这些治国方略中蕴涵的一般道理,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三大对策

腐败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防止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的关键之点,是对权力实施制约和监督。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做到以法制权、以德制权、以权制权和以民制权。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筑牢思想防线。要激发领导干部自我制约和自我监督的内在自觉性,在思想上筑牢道德防线、纪律防线和法律防线。二是推进阳光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民主监督,从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赢得公众的信赖和拥护。三是坚持制度管权。制度管权是法治国家制约权力的通行法则,制度要具体实在,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并且确保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与生成机制——兼论“儒家自由主义”问题

本文首先从思想逻辑层面诠释儒家“无为”思想 ,指出其基本含义在于要求当政者顺应天理民心和事物的“当然之理” ,不自作聪明、不违反事物的固有法则和秩序行事 ,不做不仁、失德之事 ,并就此讨论了儒、道两家“无为”思想的区别 ;继而从儒家无为思想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层面 ,从四个方面对其政治内涵加以梳理 ,指出儒家无为的基本政治倾向在于约束专制君主的权力 ,把君主摆在无知、无欲、无能的位置上 ,防止其自作聪明 ,滥用权力 ,扰乱社会政治秩序。接着 ,从儒家对人类可能出现的德性堕落、陷溺无知以及对于君权的警惕 ,从无数次历史教训的反复“试错” ,以及宗法农业社会的自主性和对国家权力的疏离意识方面 ,探讨了儒家无为思想的生成机制。最后 ,对儒家无为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契合成分 ,以及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作出简要的评论     

马克思主义道德治理思想在国家治理方式中的理解

国家治理是公共权力调控社会群体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其根本指向是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国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道德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两者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只要国家权力存在于社会,道德治理对于实现国家职能和社会治理就具有普遍价值和工具作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国家的统治职能也在向社会管理的方向转化,如何管理一个国家,保持它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君劢关于如何实现宪政思想评析

张君劢是中国近代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被称为"宪法之父"。他的宪政思想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张君劢关于怎样宪政的思想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试图在权力和自由之间求得平衡,但是在他所设计的制度中却演变成权力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张君劢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确立了近代民主国家的国会制度,中央政体的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原则;关于宪政国家的政党制度张君劢认为,实行宪政必须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政党,建立理想政党关键在于教育国民,在一党、多党还是两党制问题上,张君劢主张实行两党制。     

以历史唯物论分析和矫正道德情感主义

历史唯物论坚持从社会生活与交往实践出发分析道德情感,注重道德情感内聚的社会历史文化要素,是释义道德情感与应对道德情感主义的科学理论范式。道德情感主义以"同感"为视角分析道德情感及其功能的实现机理,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从情感出发解释一切道德现象的理论进路,使之也带有把情感或同感等同于道德而陷入非认知主义道德论的理论窠臼、把情感视为道德行为的决定性要素而忽视利益与环境以及理性对道德行为的建构效用、彻底否定历史唯物论从生产活动和交往实践出发来分析道德现象的理论范式等主要缺陷。为此,以历史唯物论应对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缺陷的致思进路为:合理评估道德情感对道德行为的构成作用,承认道德认知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肯定利益与环境对道德行为的形塑效用,凸显主体理性对道德行为的直接影响;坚持道德的社会经济制约性原理,注重培育道德情感与遵循道德发展规律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