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关系法》的内容体系及其实施探讨

“涉外法律”可以分为“涉外公法”“涉外经济法”与“涉外私法”。2023年6月28日通过并于同年7月1日生效的《对外关系法》属于“涉外公法”的范畴。该法共有六章四十五条,含总则、对外关系的职权、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对外关系的制度、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及附则。它意在申明中国的对外关系活动将严格按照法治轨道运行,促使涉外法律体系更为完备,更有利于开展涉外法治斗争和维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利益。针对该法的宣示性及高度抽象和概括性,在该法实施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加大相关研究,为立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有效实施打下基础;其次要协调好《对外关系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再次采取有效实施《对外关系法》的具体举措;最后要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对实施《对外关系法》的影响与作用。     

“唐宋变革论”及其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唐宋变革论”始于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近百年来，这个问题引发了国际宋史学界的广泛争论。论争的初期主要是围绕着对“唐宋变革”的定性，即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实现了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学者们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近些年来，则主要是集中在对“唐宋变革”的量化分析，即承认唐宋之际存在重大的社会转型，学者们更加注重转型在社会、经济、文化各个层面所引发的变化，即注重变化本身而非性质。“唐宋变革论”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拓展了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充实了研究的内容。     

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

1998年和 1999年春节期间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 ,后又出版了《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光盘。朗诵会上 ,艺术家们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境之中 ,通过舞台朗诵艺术 ,再现了千年前唐宋诗词名篇的音韵声调之美。其富于探索性的努力和尝试体现在 :在读字发音上 ,正确处理好一字多音、字音古读的问题 ;在读字声调上 ,正确处理好一字多调、字调古读的问题 ;在诗词的叶韵方面 ,正确处理好韵字古读的问题 ,努力再现唐宋名篇音韵和谐整齐的艺术风貌。但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 ,如 :在读字发音的一字多音、字音古读方面 ,在读字声调的一字多调、字调古读方面 ,在朗诵叶韵上 ,艺术处理均尚有不一致之处。所录制出版的CD光盘封面印制的唐宋名篇原文 ,错别字较多 ,校对不够精。     

唐宋时期广西的开发 ——广西开发史研究系列之三

唐宋时期,是广西开发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随着中央封建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唐宋王朝加强了对广西的统治与开发。政治上实行羁縻制,军事上派重兵驻防,经济上推行重农政策。奖励耕种、鼓励垦荒、减免税赋,创新开发方式,实行军队屯田和移民垦种制,推行先进耕种方法。兴修水利,拓展交通,开辟博易场,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同时重视开发民智,创建各类书院或学校,发展教育,传播汉文化,进一步促进了广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兼论《对外关系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涉外法治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枢纽”。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方式,是丰富外交斗争工具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的法律基础保障。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框定目标、引领方向,明确了涉外法律体系的立法重点。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需求,契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宪法—对外关系法—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结构呈现为上下有序、相互照应的有机整体。处于底层每一板块的法律规则应包括国际法的内化、国内法的外化、外国法适用、执法和司法程序、国际合作等内容,而《对外关系法》在宪法与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法律实践成果,实现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遵循,是新时代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举措。     

王朝中国的国家本位

王朝中国是传统中国文化语境下大共同体对政治、文化、地域等方面的认识理念,也是会通各代将传统中国历史囊入其中的国家观。王朝中国是国家本位,其内容系统地包含三个方面:政治权力上的皇权至上,家国关系上的"家天下",民族关系上的多元统一与华夏正统。     

论《徒然草》中兼好法师尚古主义之王朝美审美观

《徒然草》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随笔，它内容丰富多彩、思想新颖前卫。作品中反映出的审美思想既是作者兼好法师自身的，又传达出了兼好法师所处的那个阶层乃至当时全体日本民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需求。虽然兼好法师思想前卫，但却向往古代王朝，尚古主义王朝美之审美观可谓兼好法师审美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兼好法师对他所处时代的一种逃避，同时也与他的个人修为、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从传播模式与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

中国古代王朝的教化传播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以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分析，它具有持久性、广泛性、渗透性及全员性等特点。就拉斯韦尔提出的“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传播功能而论，古代王朝教化传播所承担的功能与之相当，但中国古代以教化为中心特征的教育远非拉斯韦尔的表述那么简单，古代教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传播力，在教化传播过程中，中华帝国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象征，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与伊尼斯“媒介偏向论”所持观点正相吻合。     

三个王朝的盛衰

古时的长安，今日的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历代王朝在此建都的时间累计超过一千年。曾先后建都长安的周、秦和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但是，三个强大的王朝并没有长久持续下去，都走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历程，并且，在其由盛转衰的节点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元明时期广西的开发 ——广西开发史研究之四

元明时期,中央封建王朝继承唐宋王朝的羁縻制,在广西推行"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广西的统治,并且创新开发方式,建立卫所制,实行军队屯田制和移民垦种制,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矿产开发、水利交通和商业贸易,加快了广西开发进程,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控制：以礼为主导的综合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数千年的治安管理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基本方面：第一，中国古代的治国者在谋求王朝的长久统治中，注重犯罪原因的理论分析与社会控制理论的总结与深化，从而完善了治安对策理论，并将其置于“图治之大本，救时之急务”的战略地位，千方百计地保障其实施。第二，通过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具有政治远见的王朝统治者确立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各项措施，     

涉外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疑难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和往来日益紧密,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周边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增多,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随之引发的跨境犯罪时有发生,打击跨国犯罪,保护海外本国公民权益,维护地区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压力日渐增大。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立法层面对涉外刑事案件的程序性规定阙如,对案件实际办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尚未制订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在办理此类案件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试图就涉外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提出建议。     

涉外警务专业人才综合能力培养

加入WTO既是我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直接体现,又是我国经济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的标志.随着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往来频繁,我国涉外警务工作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正确处理好现阶段涉外警务工作是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而对涉外警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也随之显得更加重要.文章就涉外警务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进行阐述,诣在探索出一条更接近公安工作事务的人才培养道路.     

聚焦毒品犯罪

站在今天的台阶上，用审慎的目光看满清王朝的背影，发现在它苟延残喘的暮年时代，被赫然烙上了鸦片的灼痕。在吸食鸦片的吞云吐雾中，满清王朝加速了衰落的步伐。衰落的王朝让曾经傲视一切的“天朝”子民变成了羸弱的“东亚病夫”。有人曾深怀遗憾地说，假如没有鸦片的危害，中国的历史也许会重写。但假设代替不了严正的现实，严正的现实是，几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在承受着鸦片带来的痛楚。生理上的病弱导致了精神上的脆弱和软弱，进而导致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好端端的国家满目疮痍。多少年过去了，时间的风吹得散鸦片战争的硝烟，却…     

论完善我国签证制度的构想

我国签证制度是指我国政府对签证进行管殚的体制及其管理规程和行动准则,是国家涉外管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保障中外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刑事案件涉外证据

刑事案件涉外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犯罪实体事实、诉讼程序事实的证据。是具有涉外性的一种证据类型。其内容主要有表象事实、犯罪事实、程序事实和佐证事实；其形式可以粗略分为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电子证据和文件证据；其形成主要涉及地域、主体、手段和程序。它与一般证据特征有所不同，收集、审查、运用时应多加注意。     

心智成本、有限理性与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导致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统治者偏好与有限理性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心智成本的高低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偏好与理性有着重要的影响。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所作所为对王朝的兴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可以将封建君主分为两种类型:有限历史理性的君主和异化的君主。通过构建并分析包含有心智成本的"成本—收益"模型来看,有限历史理性的君主在收益较大化原则下行动,不顾及心智成本高低,愿意付出更多的工作以延续王朝的统治,为王朝基业殚精竭虑;异化的君主则在成本较小化原则下行动,尽可能地节约心智成本,偏好于个人的享乐、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往往导致王朝的动荡与衰落。影响封建君主心智成本的因素,既包括政治制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由于路径依赖、制度的自我执行等影响,随着王朝存续时间的延长,心智成本将不断深化最高统治者的有限理性与集权偏好,它们的相互作用使封建王朝一步步走向动荡与衰亡。     

历代治边方略和反对民族分裂问题

历代中原王朝主要以军事威慑和羁縻方式治边，保持同少数民族政权的松散联系，随看王朝的兴衰轮回，边疆地区常陷入治乱交替而难以实现长久安定。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民族政策，使各民族关系建立在共同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团结稳定。     

唐宋时期市场管理相关立法之比较研究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商人阶层势力的壮大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促使了唐宋时期市场管理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唐初，朝廷利用严密的行政机构通过市场控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来满足统治阶级的经济需求。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管理政策也随之转变。宋代商品交易突破了坊市制的限制，商业发展的范围大为拓展，商人作为直接追求利益目标的阶层大量参与到市场当中。政府市场管制的目的由单纯的限制工商业发展，逐渐过渡到了规范市场行为。对市场的干预由唐代的行政管制逐渐演进为宋代的行政管制与市场调节并重。     

关于中国国际私法实践困境之反思

为使中国国际私法摆脱当前司法实践困境，需要反思国际私法学科特性与中国国际私法发展的特殊历史，对中国国际私法实践中最易发生问题的关键环节进行剖析，即涉外法律关系的判定、冲突规范的适用、最密切联系的确定和外国法的查明，并对未来国际私法立法走向做出预测。功能型国际私法为我国国际私法发展之趋向，我国未来立法必须在上述四个环节制定科学、严谨的规定，且应改革司法机关人才任用制度，形成理论研究与立法、司法实践之间的联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