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创新与理论演进

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大发展与方法论的突破密切相关。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方法论创新成为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行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导致其对制度如何塑造偏好以及历史进程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行为主义的政治制度研究:革命或倒退

政治学界一般都接受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的"革命"的美称,但是并没有甄别行为主义革命在政治学不同层面的蕴涵。行为主义对政治进行动态的或政治过程研究并将文化和社会等"低政治"因素引入政治过程研究,都称得上是政治学方法论上的一场革命。但是,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建立的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模板的分析范式,又是对旧制度主义、尤其是古典主义政治学的一次倒退。结果,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应有价值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被大打折扣,与行为主义有着内在联系的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的盛行,使得以研究"重大问题"为使命政治学偏离其应有的航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三维解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发生了变化。它的标志是行为主义革命高潮渐渐消退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制度自身、制度与环境,以及制度与制度相关人三个层面上。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北大核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浅析新制度主义及其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新制度主义在旧制度主义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个体偏好和行为的分析,同时又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逐步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新制度主义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产生和理论阐释,对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制度规范有一定帮助。     

简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

新制度主义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学中兴起的一种思想流派,在80年代又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概括了西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三大理论流派,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并由此总结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特点。     

2009年政治学研究综述

2009年的政治学研究,对传统论题的关注度要远大于对当前西方政治学界盛行论题的关注,说明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正处在理性回归途中.全年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民主政治、政治思潮、学科发展、政治学方法论五个方面.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演进与发展反思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持续推进了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沿,但在自身学科属性的基本议题上仍存在疑义。一部分制度研究者在此背景下摆脱狭隘的政治科学立场,从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多学科交融贯通的角度,思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以及新论题同旧传统的关联。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四个流派,在其演进发展中受多个学科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板块构造作用之下,呈现出多重焦点、层次分化与领域延展的特点。在学科定位及流派演进基础上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愈加关切超越政治科学内部流派细分的格局并致力推进不同制度研究取向的交汇融合,围绕内生制度变迁、观念和话语分析以及修辞制度研究等问题进行深入理论阐释,兼重科学化和人文化的研究途径并在建构机制和时序分析的方法论领域颇有建树。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对既有政治学理论的重大挑战,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对中国前途的观察一错再错。基于中国政治史的历史政治学,不但是观察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本身还具有本体论意义。在历史政治学这里,当代中国政治不但是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自然延续,也是新中国70年前后连续统一的政治发展过程。历史政治学堪称是为中国政治发展而量身定做的一种研究路径,作为案例的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使得历史政治学更有学术价值和学科意义。     

新制度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启发,西方政治学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三个主要流派为制度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觉,分别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三大逻辑,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宜性逻辑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联性逻辑。三大制度创新逻辑的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既要推进政治理念的更新,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也要理顺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规范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认知科学融会贯通的角度审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具有联系密切的学理渊源和学科脉络,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演进脉络、学理贡献很可能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调整、议题深化、方法更新提供深刻启示。行为经济学在理性、选择、制度等三个议题上的新见解,有助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有限理性的经验应用、感性选择的行为指引、伦理取向的制度关怀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在行为经济学影响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其未来发展中能够进一步缓和结构与能动的内在张力,主动吸纳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深入推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策议题的现实研究,并以认知为纽带促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整合与认知转向。     

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引发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新型研究路径的历史政治学不但具有客观的分析主义特征,而且和其它政治理论的研究路径一样,还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特征。历史政治学首先回答了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基于政治学取向的政治史研究有助于避免因“文化转向”而导致的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这意味着历史政治学研究既追求“真相”也关怀“真理”。历史政治学的知识功能自然有其政治实践价值,那就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解释与现实论述,并为认识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历时性方案。     

2007年政治学研究综述

2007年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即一般民主与协商民主问题、制度主义与制度变迁问题、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潮问题、政党理论与政党制度问题、政治发展与治理问题、政治学学科及其方法论问题.     

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解读——评《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事实上已经成为很多学者进行政治学研究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一部分。因而破除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迷信,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系统解读行为主义政治学,重新总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验和教训,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叶娟丽的著作《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正好回应了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它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为我们重新解读行为主义政治学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从总体上说,《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及其局限性的著作。该书有三个主要贡献: 第一,作者从廓清"政治行为"这一概念着手,指出行为主义政治学把行为心理学的方法当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为方法论指导思想,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为三个基本分析方法,去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进行评述,指出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上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及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于公共研究的局限性。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要义与理路

建构符合中国政治学学科特色与政治实践发展需求的学术话语空间与方法论体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界的共识与责任。其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在科学实证化的建构取向下,如何在科学理性知识呈现的普遍性与中国政治不可同化的发展脉络之间,维系一种"呈现"与"揭示"的差异共生关系,且在此共生关系的话语空间建构中不断产生既对知识呈现而言的新材料,又对诠释本土政治机理而言的新方法。因此,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与科学化建构相向而行的同时,要避免政治学术话语表述工具化,进而扎根于本土政治实践,发掘隐藏在历史文化脉络中的"原材料"。本文将话语建构回归语言、知识和话语间的内在博弈逻辑,并从语言交错、翻译延异、知识形态差异和演化,以及范式论对真理表述的局限性四个交织递进的层面,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建构及其创新的实现路径。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普适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为此,从行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制度的初始性选择取决于相关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最初的制度选择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锁定"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不同制度的重要与否对不同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制度的自主性来自其维持的行动者的政治资源与行动能力;制度绩效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它带来的绩效增长,而且还关系到绩效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否,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实际上是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路径的阐释

如今制度问题已经成为关涉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制度的生成与变迁作为制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得到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充分关注。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内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从文化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从冲突的视角分别给予不同的解释框架和逻辑论证。虽然各流派都尽力抽象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但在制度建构中就都显现出有限的解释力,我们应超出学科限制在更为深刻的层面去理解制度的原始起源。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议题、价值与方法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可以分为"制度—行为主义"和"理论与方法自觉"两个时期。近年来,专业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研究刊物建设的长足发展和相关学术会议的不断召开,使得比较政治学出现爆发性的发展势头。然而,这当中也存在行业组织缺乏、原创性成果薄弱、国际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须厘清议题、价值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首先,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议题设置应以国家治理为核心,并在与其相关的具体问题领域上逐步展开;其次,在价值定位上,中国比较政治学界要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超越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极化争论;最后,在方法创新上,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要致力于具体方法创新、文献学建设和指数化等内容。总之,比较政治研究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水平与目前中国日益崛起的国际影响力已不相符合。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内涵性发展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