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叶挺的恩恩怨怨(四)

皖南遗恨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军部和部队9000余人覆没,罪魁祸首是蒋介石、顾祝同。如果从新四军内部来讲,项英、叶挺之间相互让步,特别是叶挺为了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对自己的一些正确主张不能果断坚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1940年12月10日,皖南新四军向长江以北转移,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由云岭向东北方向行进,先到苏南溧阳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再待机通过敌占区,渡江到苏北。这条路线是苏南第一、二支队往返皖南军部所走的路线,也是顾祝同认可的“合法”路线。但这条路线自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皓电”(10月…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领突围历险记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反共事变。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多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分成3路纵队出发向南绕道北移。6日黄昏,走到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所部袭击,新四军奋起抵抗。不久,陷入国民党军7个师8万多人的重重包围。     

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是皖南事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涉及到如何认识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评价皖南事变中的项英等问题。目前,党史学界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①北移路线是国民党同意的路线;②北移路线是项英个人决定的路线;③北移路线是中共中央指定的路线。我认为北移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     

论新四军重建江南大营

皖南事变后,江南几无新四军主力.自1944年夏起,中共中央决定重点发展东南江浙地区,并准备新四军重心渐移江南,先后派遣数批部队越江南下苏浙皖边地区,组建江浙军区,统一指挥反击日伪顽战役,战略上贯通与苏南、浙东、闽浙边联系,进而发展南方诸省,以备抗战胜利后重新恢复老苏区.     

毛泽东与新四军重建

正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3个纵队共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从云岭出发,踏上了北移渡江开赴抗日前线的征程。但是,在蒋介石的指令下,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上官云相却聚集7个师又1个旅8万多人埋伏在泾县茂林一带,布下天网,以逸待劳,发动包围袭击新四军的战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新四军指战员渡江突围记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从云岭驻地出发,开始奉命北移。1月6日,当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指战员英勇抗击,与敌人激战七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     

皖南事变中的刘少奇

新四军在皖南活动的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之冀察地区。11月9日,朱、彭、叶、项复电何、白,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抗战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调赴长江以北。蒋介石对此却不予理睬。11月14日,他制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接着,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     

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迷团

１９４１年的皖南事变是一场“兄弟阋墙”的悲惨事件，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但仍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安全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第一条是向北，即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第二条向东，即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经茂林、三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第1纵队突围记

1940年12月底,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为向北移动,进行了战斗编组,组成了三个新编纵队.第1、2、3纵队的司令员分别为傅秋涛、周桂生及张正坤.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顾祝同对“皖南事变”的部署

“皖南事变”前,顾祝同为剿灭“江南新四军”煞费苦心,积极部署。(一)在皖南部署嫡系52师、东北军108师、川军144师和145师,“限制”与“防范”新四军行动。1940年10月,何白“皓电”发出后又从江浙调集79师、40师、146师分兵把守皖南太平、旌德、三溪、休宁、屯溪等地,使皖南国民党兵力达7个师8万余众.几近皖南新四军兵力10倍,形成包围态势。(二)顾派遣战区上校高参、军统特务陈渍如到新     

新四军组建与发展(下)

<正>四、皖南事变、新四军重建军部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一带出发北移。当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袭击。新四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全部失守。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捕。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扣留,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     

皖南事变中的王培臣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命由皖南北移抗日，于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顽固派8个师共8万余人的围攻堵截，激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突围出去2000余人，其余大部牺牲和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不幸被毛泽东言中的皖南事变

正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民族危机,不得不同意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把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40年10月,蒋介石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中共顾全抗日的大局,主动作出让步,至12月,江南新四军十万人马多已北移,惟有新四军军部及其部队九千余人,仍孤     

从白土到岩寺

1938年3月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所辖三、四两个团共2000多人汇集在龙岩白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之后,这支英雄部队,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罗忠毅、王集成等同志率领下,由龙岩出发,开赴皖南、苏南前线,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     

刘少奇在新四军(十)──皖南事变中的重要建议

1941年1月1日深夜，刘少奇正准备上床就寝，机要员送来新四军军部急电。电文说：“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此电是发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告诉刘少奇、陈毅的。刘少奇看了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项英终于同意率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转移了。担心的是，现在向苏南转移能安全吗？长期以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驻在皖南任县、繁昌一带纵横不到100公里的狭窄地域，北临长江，和日伪沦陷区，东、南、西三面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监视着。中共中央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险恶处境，三令五申要其北移。项英由于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对中…     

粟裕苏南敌后侦察记

受命先遣 组建支队 新四军组建的时候,正是日军侵占上海、南京,江南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刚从不同游击区来到皖南集结整编的新四军,因对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均不摸底,在作战方面不敢贸然出击。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及时地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作战方针等首要问题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深入敌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第七师与皖江抗日根据地

在皖南事变血与火的洗礼中光荣诞生 1941年1月上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大部牺牲、被俘或失散,仅2000余人突出重围。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而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随后将华中各地新四军部队9万余人改编成七个师,继续在华中敌后广大战场坚持抗日斗争。3月17     

创业维艰毁誉多──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十八)

按周恩来的意见办周恩来来皖南军部时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陈毅等人商定的几个问题，项英经过王思之后，都同意了，有的已付诸实施。如第六团划归第一支队建制和江南第一、二支队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等问题，叶挺、项英都已分别报呈中共中央和第三战区审批。只有“向东作战”，由于形势急剧变化，项英又有些”五心不定”了。就在周恩来到皖南时，蒋介石很快就侦知了他的皖南之行的实际目的，派白崇橹、陈诚以解释汪精卫出走为名，到上饶与顾祝同密商对策。他们分析了整个新四军的现状后，白崇捧…     

在皖南的血泊中成长

1940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强令我黄河以南的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暗中又纠集了7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北移的新四军实行包围。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四十师首先打响了皖南事变第一枪。我军被迫还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伤亡惨重．被迫采取了果断措施——突围。     

周恩来皖南之行

1939年早春2月,皖南山区,春意盎然,清风拂面。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重庆出发,绕道桂林,亲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周恩来此行,肩负着党中央重托,将妥善地解决新四军有关重大问题。 陈氏祠堂不寻常的一天 1938年4、5月间,新四军健儿挺进敌后,在大江南北点燃了抗日烽火,战绩显著。但是,新四军领导人项英怕得罪国民党,强调“江南特殊性”,认为江南不比延安,不宜自由活动。如要发展,势必和国民党发生磨擦。于是,他不积极贯彻党中央要求新四军“东进苏甫,直逼京沪,渡江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