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问题探析

近来"新冷战"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热点.新冷战是一种围绕利益、势力和权力的国际性遏制、对峙和对抗.尽管俄美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目前的冲突具有某些冷战的特征,但新冷战并没有发生,也并不表示世界已经进入新冷战时代,或新冷战必然发生.同时,新冷战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从总体上看,近期内中美俄关系发生剧变或陷入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可能性.     

是"新冷战",还是"20年危机"?——俄罗斯和国际政治

普京总统执政后认识到普里马科夫"竞争性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消极作用以及其言论和现实的巨大脱节,转而奉行可定性为"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模式.尽管俄罗斯的政策始终保持着新现实主义传统,普京仍然坚持俄罗斯应以自己的方式融入西方国家共同体.但伴随国力恢复和经济政治状况臻于稳定,俄逐渐背离其新现实主义议程而越来越变成一个希望修正国际体系的国家.俄认为西方始终延续冷战思维,孤立、遏制俄.西方出现了政策上的四大失败,即政治失败、策略失败、认识失败和文化失败,这导致失去了将俄融入国际霸权体系的良机.世界面临进入新的大国集团对立时代、国际体系重回冷战结构的危险.由于冷战结束后主要战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国际社会可能进入新的"20年危机".     

“双向失衡”结构与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中的美俄博弈

在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和冷战遗产的共同作用下,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安全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双向失衡"结构。在这一特殊背景的影响下,从2002年开始的欧洲导弹防御议题最终演变成为一场美俄两国围绕着未来欧洲安全体系建构而展开的政治博弈。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凭借自己在国家实力和导弹防御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通过单边行动,利用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同时向俄罗斯和西欧国家施压,最终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奥巴马政府执政以后,改变了布什政府在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上的政策,放弃了布什政府时期的东欧导弹防御计划,推出了新的"分阶段适应性方案",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重新纳入北约框架,并且邀请俄罗斯参与导弹防御合作。美国的政策调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推动了美俄和美欧关系的好转,而且以2010年北约里斯本峰会为标志,使美俄两国在欧洲导弹防御合作的大方向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虽然在2011年底,备受期待的美俄导弹防御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局面的终结。"双向失衡"结构的存在限制了双方选择的空间,美俄导弹防御谈判对于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任何合作的结果都远远好于谈判失败所带来的损失。可以预见,两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新任领导人在2013年必然将继续就此问题展开磋商,虽然谈判的过程仍将困难重重,但两国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的可能性不应被低估。     

美国行为的根源——以美国对俄政策为例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凯南报告的影响。当今,影响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对俄政策的两个基本方面:遏制但不直接打击。美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无论是近期还是长期,双方都难于达成突破性的和解协议。从策略性的角度看,美国今天的对俄政策体现为,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但让俄罗斯深度卷入危机地区(乌克兰、叙利亚),从而加速俄罗斯的衰弱。     

"9·11"以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

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从"帝国"旧梦中解脱出来,从国内稳定和外交方面努力重振大国地位.在俄美关系方面,俄罗斯抓住"9.11"以后的机遇,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伙伴;但普京认识到俄美关系的基础仍然十分薄弱,远不如俄欧关系更具实质性,俄罗斯的命运在欧洲,特别是旧欧洲;另一方面与中亚诸国在反恐、反核扩散以及缉毒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同时还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进行集体安全合作.     

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演变与第四任期双边关系走势

在普京总统第三任期内(2012-2018年),俄美关系不断恶化,因乌克兰危机陷入持久对抗状态;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俄美对抗更加剧烈。俄美两国对彼此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认知差异大,对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观点不同,缺乏互信。同时,两国在战略军事、欧洲地区安全新体系建构、独联体事务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严重的利益矛盾。在普京总统第四任期(2018-2024年),俄美关系将向消极的方向发展,其基本特点是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但以不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为"下限"。     

"普通国家"目标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摆脱了过去从属于日美基轴这一框架结构,更为注意表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通过推动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追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类安全保障理念的提出等,日本在国际体系内离"普通国家"的目标越来越近.     

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庞大和繁杂的体系.在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美国对苏政策三者之间寻找交叉点和互动处,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奠定基础.乔治·凯南和马丁·马里亚分别于1947年和1990年以"X"和"Z"为笔名发表的长文,不仅代表了战后西方苏联研究的起点和终结,也构成了学界与政策界、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点.在前苏联问题上,学界与政策界的互动不一定合拍,有时甚至南辕北辙.43年间,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具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信奉现实主义的凯南被边化,美情报界也因此对苏屡屡误判.相比之下,西方苏联学界的主流却日益学术化,多以"正常"眼光看待前苏联,其中不乏马里亚认为的"亲苏"倾向;Z文对前苏联的笔伐和近乎完美的预测,其实也是对西方和美国苏联学的大批判,尽管这一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甚公平.     

试析俄美矛盾的原因和实质

冷战后,俄美经历了一段浪漫的“蜜月”时期。表面上看来,俄美两国似乎已经由“冷战对手”变成了“战略伙伴”。然而,1994年初以来,俄美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叠现。这并非是两国对外政策的偶然摇摆,而是有其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其实质是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和重新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     

俄罗斯的"世界新秩序"论与外交选择

俄罗斯对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同俄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大国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俄国内对于当今世界和世界新秩序有四种观点,其中"多极世界"论和"美国单极世界"论对俄外交影响最大。独立以来俄在如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方面,外交政策选择存在三种取向上的论争,并在事实上构成了俄外交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普京外交的实用主义即"利用对手的力量为我所用",这同普京的国家利益观相关联,也是俄罗斯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转变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这决定了它的两重性和矛盾性。对"多极世界"构想的预期是多方面的,但叶利钦时期的多极化外交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反应均被更多地赋予了对抗性和制衡性,普京执政后开始将其转向理性而务实,更加注重大国协调和多边合作。     

新冷战,怎么办?

新冷战与其"原型"存在本质区别."新时代"的主要内容是试图维护既得利益或是收复失地的西方展开反攻,力图阻止刚刚开始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这一正在展开的对抗,其实质正是为了遏制对老西方不利的历史进程.俄用自己的行动和姿态"助长"了新冷战的开端.既然冷战即将揭幕,只能遵从其逻辑.但在面对种种挑拨离间时,俄应当时刻想着更长远的事情、更可怕的未来.     

俄罗斯新国家安全构想与俄美关系

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相当紧张;俄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令世人关注。 九十年代,俄美关系冷热不均。从1992年俄美首脑在戴维营联合声明“俄罗斯和美不把彼此视为潜在的敌人”,“两国关系的特点是友谊和伙伴关系”,到俄美关系“极其困难”的1999年,普京声明俄为“幻想”没有敌人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俄美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和合作与竞争交织期之后,相互间的正面较量和互不信任达到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美俄不     

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

俄罗斯安全观随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呈弹性变化,具有可变性与可塑性。其传统安全观基于“霍布斯意象”的权力导向模式,分为周边和欧洲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俄罗斯在周边主要奉行局部扩张战略,在欧洲国际体系主要奉行权力制衡战略。局部扩张与权力制衡有利于物理力量的积聚与国际平衡,使俄罗斯得以应对地缘不安全问题。但传统安全格局的稳定仍需大国在战略层面的国际共识加以维系。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促成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国际格局。在新的国际情境下,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战略层面的共识成分逐渐向认知层面转化,并开始突破或超越“霍布斯意象”。俄罗斯新安全观呈现不同认知层次的三维投射。随着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呈双向可逆特征：既可以向未来迈进,也可以向传统回归。     

印度的外交战略及其在大国关系中的博弈

本文从国际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入手,分析了印度的地缘战略形势和印度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阐述了印度的外交战略、外交理念上的"不结盟"与外交实践上的务实性和全方位性;并分析了印度在美、俄、中等大国中的关系以及印度的外交战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历史演化与结构变迁

本文依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阐释了国际体系及其转型的涵义。所谓转型涉及到两个问题,即转型的主体和转型的起点与方向问题。国际体系包括本体构成要素和结构构成要素,而结构构成要素包括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本文依此框架考察了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脉络及其构成要素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冷战后美俄中南亚博弈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大国关系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国际格局形成了互动效应.本文以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冷战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俄中三国在南亚问题上政策的异同,展望这一地区大国关系的互动前景以及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对天然气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分析

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及地缘政治危机对地区性天然气市场及权力结构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天然气商品与地缘政治双重属性的俄欧能源关系分析框架,将"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作为市场层面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变量纳入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与权力结构演变的动态分析。就市场层面而言,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正在影响欧洲天然气供给格局的演变,而"乌克兰危机"后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政治意愿成为促使欧洲天然气需求格局转变的强烈动机。就地缘政治层面而言,"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的传统能源权力产生了冲击效应,进而使俄欧能源博弈能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欧洲传统市场结构下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三元博弈被转变成新市场结构下传统区内生产国、潜在区外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多元博弈。"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双重冲击下的俄罗斯能源战略重心东移将对中国能源安全及未来亚洲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颜色革命":大国间的博弈与独联体的前景

"颜色革命"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它不仅激起了一连串独联体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动,也是对原苏联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进程所进行的一次带有阶段性意义的检验和反思.进而言之,"颜色革命"反映着新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内部各大国力量对比与竞争的态势.本文以此为背景,深入探讨大国关系在各个层次上的博弈和互动,同时提出了独联体发展前景的几种可能.     

科索沃危机与俄北关系述评

科索沃危机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北约关系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本文首先考察了科索沃危机对俄北双边关系的冲击和考验,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这次危机对俄北双边关系未来发展以及欧洲安全建设的影响和涵义。科索沃危机打破了俄罗斯和北约寻求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以及"制度化合作关系"的神话,为日后俄北合作机制的调整和变革埋下了伏笔;这次危机也再次强化了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安全新体系建设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俄罗斯在这一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危险进一步加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