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责任主体的特殊性、责任对象的特殊性、责任内容的特殊性,构成了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特殊性的基本内容。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意义的重大性;二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过程的艰巨性;三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监督的困难性。对于责任的特殊性,自治地方政府必须积极加以应对。应对好其责任的特殊性需要自治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思想保障、权力保障、资源保障和政策保障四个方面下功夫。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农村发展,农村稳定及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多年,然而这一制度的效果并不像预期那样,村民自治还面临着许多困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村民自治愿望日益强烈与不能满足村民自治的现状构成了基层民主政治体制的一大悖论。面对这种情况,村民自治该何去何从,成了我们面对的一大问题。主要从整个农村自治制度从发,通过对其参与主体、运行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分析,来找出这一悖论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制度的可实施性——一种审视村民自治的视角

中国的村民自治经历了20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却面临着发展的困境。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对此,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理论解释。本文认为制度的可实施性缺失是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主要症结所在。要保证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必须进行制度调适,必须保证村民自治主体的激励,保证制度的可实施性。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历了20多年,目前遭遇了一些困境,比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错位;社区自治组织不能满足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城市社区民主制度不完善。为走出这些困境,在建设工作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几点：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形成居民的有序化参与格局;理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条件研究——从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视角来考察

村民自治的有效实施和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只有条件具备才能够有效实现。村民自治受利益、文化、地域、规模和个人意愿等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的有效性是利益、文化、地域、规模和个人意愿的函数。五大影响因素的功能和作用各不相同,利益相关特别是产权相关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经济基础;群众自愿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主体基础;地域相近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外部条件;文化相连、规模适度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内在要求。其中,利益相关和群众自愿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影响最大,也是其最基本的条件。在某些情况下,文化、规模、地域也会超越利益相关和群众自愿而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形成以文化、规模、地域为典型特征的自治类型。     

“自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及困境

基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程度,可以将社会管理模式分为三种:政府一维单向度的管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其中,社会自治模式又可分为他组织主体治理与自主组织治理两种次生模式。三种治理模式各具特点和优势,都有自己适合和无助的公共问题情景。自主组织因其主体间的民主化、平等性及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利益共攸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因自主组织权威的非法定性、主体利益的分散性,以及对于公共问题的可治性等原因,在其构建及运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     

“自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及困境

基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程度,可以将社会管理模式分为三种:政府一维单向度的管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其中,社会自治模式又可分为他组织主体治理与自主组织治理两种次生模式。三种治理模式各具特点和优势,都有自己适合和无助的公共问题情景。自主组织因其主体间的民主化、平等性及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利益共攸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因自主组织权威的非法定性、主体利益的分散性,以及对于公共问题的可治性等原因,在其构建及运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     

冲突和调控: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与权利

村民(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村党组织、乡镇政府是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中的权力(权利)主体;在村民自治实践中,这些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质是其背后的利益博弈;要解决矛盾、调控冲突应从两个层面着手,其一,通过立法厘定权力(权利)主体的权力边界;其二,是各主体应抑制权力的自我扩张。     

公民性：村民自治的基石

作为基层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的实现是需要具有公民性的广大村民来完成。这种能够保证公民角色或公民资格感知、公民权利运行、公民责任履行和公民美德倡行的公民性,有助于公民积极参与和监督村民自治中的违规行为并保证村民责任的履行。事实上,由于臣民意识和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村民公民性的发挥。提升和救治村民的公民性,对保证我国村民自治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途径为:发展农村教育,提高村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吸引具有公民性的农民工返乡参与村民自治建设;加强村民公民精神的培育,逐步实现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变。     

法治与自治: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实现路径

正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主体,对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具有重大的功能意义。在当前社会治理体制下,管理制度、资源结构、参与制度的行政化倾向使之难以获得独立性。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缺陷、自我治理能力欠缺导致其自治机制运行不畅。独立性与自治性的二元困境要求我们要以法治化与自治化为基本路径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     

我国城市居民自治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自治经历了初始、普及、停滞、恢复、发展五个阶段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也存在社区管理主体单一化,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社区自治体系不健全;社区服务功能不完善;社区居民参与不够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当下根本的途径是要将社会管理寓于居民自治之中,最终才能实现城市社区居民自治。     

从罢免权的现状看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冷漠的原因

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条件。然而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还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已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的政治冷漠。从罢免权现状这一角度切入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农民作为政治利益主体,在与其他主体博弈中的弱势而产生的挫折是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村民自治实践创新30年:有效治理的视角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30多年来,村民自治在四个民主和自治体制等方面不断创新。21世纪特别是近10年来,村民自治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治理对村民自治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在村民自治实践机制方面。正因如此,村民自治不能仅限于自治实践,应扩展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之中。从有效治理角度审视30多年来的村民自治创新实践特别是运行机制创新,成绩斐然,在保障性、表达性、决策性、制约性、协调性和协同性机制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但一些机制有待发展和建设,一些机制如动力性机制非常缺乏。在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研究方面虽然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整体来看仍然局限于治理的某个方面,主要是实践创新的经验总结,且主要以村民自治有效实现为目标。为此,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现实中的村民自治实践创新,也要从国家治理和有效治理角度继续探讨村民自治实践创新及实现形式。     

内蒙古草原牧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期,内蒙古草原牧区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正视自身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存在的差距和问题,进而从诉求吸纳机制;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牧民自治机制;绩效管理机制多方面着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人民自治:民主被遗忘的维度

自治是民主的重要内涵。确立和扩展人民自治的范围和机制是有效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降低治理成本,改善治理绩效,完善公民人格,弱化国家强制的重要途径。人民自治的有效实施,需要确立作为"主权者"人民之存在载体的公民之治理主体地位,完善自治权的法律保护机制,实行多层次、宽领域的自治形式,以多样化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进而为形成一个"他治"不断弱化、自治与共治相得益彰的美好社会奠定制度根基。     

我国村民自治中“民主”社会专制化问题及其求解

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新英格兰乡镇自治的考察中建构了以"身份平等"为意义表达的"民主"内涵,并提出专制化倾向的问题域。这一问题在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表现为制度文本中的民主精神难以在实践中实现,民主制度外缘式推进模式面临本土化等。"民主"社会专制化问题根源于自治主体缺乏美国新英格兰乡镇自治所具有的乡镇精神。求解"民主"社会专制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村民的公民精神。通过嵌入式自治制度提高村民自治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使村民在村民自治中体验到合理利益的满足的效能感,将这种效能感升华为我国独特的"乡镇精神"——公民精神。     

政府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的职能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要求"加强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这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和微观实施者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矫正市场固有缺陷、规范私权及推动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政府实现知识产权管理职能要坚持市场性、有限干预、合法性及增进社会效益等基本原则。政府实现知识产权管理的具体措施包括:在宏观层面制定知识产权政策与规则,在微观层面实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北京市村民自治地方性法规建设平议

北京市村民自治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此，应该采取以下改进措施：丰富有关村民自治的地方法规类型；提高法规制定主体的层次，增强地方法规的权威性；未制定地方执法性规定的各区县，应该尽快制定适应于本地方的执法性规定；增强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完善细化关键性的程序；完善处罚内容，明确责任主体，加大处罚力度。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