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当代融通

面对正在走向复兴的当代儒学,马克思主义只有走与儒学融通的道路才能最终保证自身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具有相互融通的理论品质,表现为二者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通进程必须由马克思主义主动开启,必须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世界,必须重新确立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回溯孔子儒学的文化宗旨并以之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把儒学引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日常交往之礼的嬗变——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新差序格局"

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换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的日常生活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文章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中日常交往之礼的现代变迁的阐述，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有别于传统乡土社会特质的日常交往模式——“新差序格局”进行了再认识。     

以文明交流互鉴化解多元文明“交往形式”困局北大核心CSSCISSCI

多元文明并非彼此隔绝,全球化时代,从马克思“交往形式”中“精神交往”视角来审视多元文明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多元文明“交往形式”谬误违反辩证法且对文化发展造成危害,文化相对主义持文化“孤立线性发展”观阻碍文化推陈出新,文化霸权主义试图将多元文化“归于一元”不利于文化传承发展,文明冲突论过度强调文明差异而引发文明冲突。为化解困局以重塑多元文明良性“交往形式”,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以克服文化相对主义,尊重多元文明多姿多彩以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发现并传播诸文明共通“文明之美”以消解文明冲突。     

文明互鉴论:世界文明交往秩序变革的中国智慧

全球“三大赤字”危机的产生与西方文明中心论主导下传统“一元、等级、霸权”文明交往秩序自反性演化密切相关。世界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现实境遇,内在地要求批判和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宣扬的“普世价值”逻辑,倡导以“共同价值”为理念遵循和价值旨趣的文明互鉴论。文明互鉴论是新时代中国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高度出发,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贡献的中国智慧。这一伟大智慧蕴含在共商中凝聚价值共识、在共建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共享中实现秩序正义的实践理路,必将推动世界文明交往秩序朝着多样、平等、包容、共赢的方向变革。     

从主体际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于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的解读

人类当前生存发展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其深层根源往往都与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际"问题相关。现代西方哲学基于理论构建式的主观性阐释多陷入唯我论的哲学困境,由于它们过度重视精神交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现实的经济交往,其解决方案至多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从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以"实践辩证法"为特征、基于社会经济现实分析的多主体交往实践理论进行了哲学的前瞻性回答;从实践层面来看,习近平提出的以发展哲学为表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方案。"主体际"问题说到底是人类交往问题,在现实世界多种多样的交往形式中,最核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交往形式就是经济交往。经济交往问题既是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所内含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际"问题、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进行关联性研究,不仅能够在理论层面解决始终困扰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际"问题,而且能够在实践层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提供佐证。     

从三个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与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突破，而且对世界历史时代的人类文明形态作出了积极贡献。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在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和国家治理体系等基本制度层面，而且在社会信念和社会结构层面，形成了“一体”与“多元”相结合、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继续保持国家政权对经济社会的主导性影响，另一方面则在行政性官僚控制与经济自组织成长的张力中形成了动态的平衡，形成了在经济绩效和发展效率上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时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论述为参照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文明道路；其中所包含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政权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指向一条克服现代化“负效应”、规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内在对抗性的人类文明新道路。     

孝道文化传承与养老方式变迁

传统的孝道文化是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必然选择，发扬与传承孝文化对于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面对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城市化，传统的养老模式面临挑战，父母晚年儿女在身边尽孝面临重重困难，所以血缘关系的孝必须转变为公共的孝和社会的孝。由“事亲之孝”转变为“事民之道”，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孝道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

儒学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它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是任何外来思想都不可代替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能回避其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儒学的主体思想毕竟已经不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因此,儒学又必须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上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先进文化的核心,因此,儒学现代化就是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儒学也必须马克思主义化才能获得它的存在空间。     

马列主义与儒学的文化契合点研究

马列主义文化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核心是发展和人的真正平等,儒家文化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经典,追求的是秩序与和谐,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体系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交汇并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融合。通过学习借鉴马列主义的优秀思想,积极挖掘儒学的有益资源,在马列主义和儒学的交汇中发现两者在哲学一元论,精英主义政治观念,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上产生的契合之处,这些契合点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研究两者的文化契合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重要意义。     

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推动基层思政工作创新发展

<正>近年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不断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使之成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主阵地”、服务基层群众的“主平台”、提升城乡文明的“主引擎”,有效发挥了引领思想、服务群众、培育文明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开展理论宣讲,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始终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创新开展理论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是精心打造“理论宣讲连锁超市”宣讲品牌,     

孔子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伟大贡献

一、“吾从先进”,“以夏变夷”的大一统思想西周时代,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早已是多民族的复合体,各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孕育了中国灿烂的华夏丈明。所谓“华”,“夏”、“中国”诸名称之本质涵义,实际上指的都是文化或文明。即使是周代的所谓“礼”,从广义上讲也是泛指当时的社会文明。孔子对由批判地继承发展     

交往活动与主体际: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关系新解

从交往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二者在活动过程中以共同的活动客体为联结纽带,结成"主体-客体-主体"的主体际关系.由此,交往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主体际关系生成的内在根源,交往范畴是我们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关系的新视角.     

第三代新儒家的理想与现实之冲突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中国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新儒学,主要是突出本体和道德形上学,其“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之说并不具有实践的操作性;另一条路线是日本、韩国的家族管理模式的现代新儒学,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政府、金融、企业三合一的“东亚价值”,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社会法国——一种文化的考察

“社会法国”,即法国对社会价值的肯定、对社会理念和社会利益追求的一面,从文化上看,“社会法国”是法国基督教文明中的内在价值,是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法国“传统”因素,是启蒙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法国文化对中国社会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包容是文化对话的前提

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单一语境中自给自足,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对话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包容”精神是当前特别值得重视与倡导的.包容,既是“和谐”的表现形式,也是达成“和谐”的基本前提.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的先哲就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将“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无助于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发展.在治国上,要做到海涵大量,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具体到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保持更为积极的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四维审视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实践交往的产物,其规约着社会的行为方式,调节着人们的交往形式,为人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足发展现实,兼顾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制度结合的时代产物,其在保障社会及人的发展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内含历史、科学、价值、实践四重维度,其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生成性、先进性、人民性、实践性特征的同时,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内涵。     

束缚与勃兴：文明形态的变革与历史性展开

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具体形态，具有外部的形体性和内在的体系性，其“新与旧”的标尺在于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西方既往文明形态的双重束缚下，发生了“由新转旧”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逆全球化取向、新垄断结构形成、民主政治极化、社会共识坍塌、文明观封闭等方面。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赋予了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这三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塑了新政治形态、新生产形态、新生活形态和新合作形态，共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展开。     

论儒学道德论的批判继承

近几年来,理论学术界出现的“文化热”中,不少学者就怎样继承传统的儒学道德论问题进行研讨,这对今天我们建设一套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事实上,这一研讨,非自今日始。关于儒学道德论,文革前就有学者提出“抽象继承法”,前些年,也有学者提出理论的普遍性形式的继承法;另外,还有提倡“儒学发展第三期”的学者,提出今天可以对儒学道德论内容和修养方法进行继承的看法。这种种继承法中的一些见解,不能说毫无可取,但从基本观点看,均失于抽象和笼统。笔者主张,对儒学道德论应从社会历史的实践过程出发,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实行具体的批判继承法。本文拟就此略抒己见,就教于学术界的同行。     

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守正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在21世纪中国守正创新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正,创“人的现代化”之新;守“尊重自然”之正,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新;守“人是社会关系总和”之正,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之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化内在实质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守“生产力”之正,创“新质生产力”之新;守“人的利益”之正,创“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之新;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群众观”之正,创“人民江山论”之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化发展动力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守“世界历史理论范式”之正,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念”之新;守“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之正,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模式”之新;守“共产主义文明道路”之正,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之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守正创新。     

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转型

提出社会发展综合动力观,揭示精神文化因素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资源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分析了可持续发展对现代化理论的扬弃与创新。批判了工具文明的弊端及负面效应,重审人类共同选择——现代化文明转型的价值尺度和终极目标。展望了中国转型的核心、主题和历史归宿:由农业文明向工具文明、从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文明的双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