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社会管理视域下的政治整合机制创新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的压力表现在利益多元化、社会治理成本增加、社会维稳压力增大,因此需要进行有效社会管理,而政治整合的手段和目标决定了政治整合机制是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载体。我国政治整合机制的实际运行存在诸多问题要求创新政治整合机制以满足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适应性要求。政治整合的＂中轴线＂是利益整合,创新政治整合机制就是要把顺畅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政治协商机制、健全利益妥协机制作为着力点。     

论刑法中的人权及其保护：兼析法律保护中的利益选择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表明，法律是伴随着利益的分化、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法律与利益是密不可分的，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围绕如何调整和保护一定的利益而展开的。刑法作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之一，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结构形态对刑法具有决定作用，其中重要的一面包括影响刑法对利益的选择，在现代民主政治社会，尤其是在市民社会逐步形成并相对独立于政治社会的过程中，人权就成为刑法利益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了。     

毛泽东的“雀巢比喻”

现代民族国家乃是具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人民共同体,尤其在经过了人民革命的中国,必须实现民众权利.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资源与阶层关系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在给我国社会结构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阶层之间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乃至产生比较尖锐的利益冲突。其实质是各阶层争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过程。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新社会阶层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随着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上升，他们拥有的政治资源也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盟。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政治资源上占优势地位的新社会阶层容易垄断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往往会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对阶层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治安善治

社会分层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结构关系、利益表达协调和实现机制、社会活力释放机制,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状况合理性与否的整体性反映。它在深层蕴含着一个社会的内在张力的蓄积情况,决定着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和演变的规律。社会治安善治,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治安的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一种新颖关系。社会分层必然关切于治安善治的内容及其结构模式。在当代中国背景下,治安善治理应采取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式进行,它既可以保证稳定,又能持续改善。治安善治的制度结构应该是支持性治安基础制度和控制性治安制度的有机统一。     

公司的社会责任及董事选任制度

以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过多关注公司制度的经济功能,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公司,除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外,还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甚至对国家政治都会产生影响。研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除了满足其经济功能外,还应适当考虑其社会功能,即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这一社会责任的担当主要依靠董事会,董事会的构成及人选会直接决定其所服务的利益群体。     

澳门有组织犯罪立法的价值及反思

澳门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史客观地描述了一条规律 ,即有组织犯罪深深地根植于经济、政治、文化、防控体系、利益群体以及司法技术结构的缺陷之中。欲从根本上遏止有组织犯罪 ,必须修正这些缺陷 ,选择蕴涵反犯罪体制的经济结构 ,确立具备抵御犯罪侵入机制的政治结构 ,形成一体联动的社会防控结构 ,构建具有适度调控功能的文化结构 ,设计合理的利益群体结构 ,完善配套于法律制度的司法技术结构。     

祛魅与尊重:迈向多元族群社会和谐的宪政之维

民族主义是古老而现代的话题,族群冲突构筑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族群多元性却是现代国家的固有属性。非理性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根源。现代宪政制度应当尊重、承认进而调适殊异族群的文化歧异性。现代多元族群国家应将族属认同与政治认同分离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理性原则。在宪政民主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文化中,作为民主过程及其结晶的宪法可以为公民提供一种身份认同;同时,以政治认同与族属认同相分离为契机,结合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认同观进而形塑一种在不违背国家根本利益和制度的前提下自由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族群和谐状态。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探究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能否合理有效地协调各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制约我们解决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各类社会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完善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和平衡

新闻自由负载和体现了表达自由并构成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已获得普遍认同并在国际社会已经或正在成为宪法权利。然而,两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权利天然地存在冲突关系并日益紧张。文中分析了两者冲突的原因和表现,提出应从利益、价值和规范三个层面来协调和平衡规制两者关系的原则和规则。     

网络政治博客与现代公共治理

网络政治博客对现代公共治理的介入,激发了现代公共治理中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博客对政治事件的追踪,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公共治理中治理者与公众互动的重要手段,某种意义上提高了现代公共治理中治理者的治理素质。通过建立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话语机制,培育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快速反应机制,甄别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信息的真伪性,都将有助于网络时代现代公共治理的普遍形成。     

论政治运行中的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

政治的静态结构如组织、制度、法律、政策等,是政治过程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政治运行的客观基础.但是,政治的原理及其结构安排既基于政治之基本要素即“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人”的要素而被赋予了复杂的意义.这其中,关于政治过程中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一定社会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孕育着一定的政治行为主体,使其在政治行为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其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的烙印;由此,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也必须以既定的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为依据.以积极的取向充分发挥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媒介传播时态下的“微政治”：基本认知与中国语境

自媒体作为典型的媒介传播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技术力量深刻地塑造着后传统社会的生态与情境,并将人类带入了微政治的全新时代。微政治不是传统的阶级政治,它是以网络传媒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力量嵌入并塑造的社会;是将普通人的日常事务纳入政策关切,从而带来治理结构转型的一场政治社会运动。微政治也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变迁提出了挑战。     

第三代政治传播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以新媒介的崛起为标志,第三代政治传播成为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它颠覆了传统的权力关系,使政治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认识和把握第三代政治传播及其基本特征,分析第三代政治传播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利于更好地运作政治权力,促进政治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第三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政治传播媒介立体化发展、政治传播深刻影响政治关系、政治传播职业化发展、政治活动营销化、政治传播互动性增强等。第三代政治传播深刻影响着政治的诸多方面,包括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政治生活的娱乐化,使西方民主政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循环过程等。     

论宪法程序的价值功能

现代社会宪法程序是社会共识建立的权威机制,它特有的内外部结构能够促使在意见的充分陈述、交涉、辩论、沟通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集中,从而形成普遍可接受的政治决策。我们可以从法律运作、政治行为的规范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等方面确证宪法程序的这些价值功能。     

论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和实践尺度

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集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针,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文化进步的重要动力,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实际工作的重要原则。以人为本的实践尺度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既反对认识不足,又反对宣传过头;既不能离开物质条件,又反对唯物质条件;既承认具体利益的差异,又强调共同的价值观;既要重视个人利益,又要反对个人利益至上;既要持之以恒,又要量力而行。     

论政治美学

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在在都表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和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动的根据和规范;对权力的视觉分析可以推及到人的整个感性活动之中。     

Quiescent Leviatha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Security Measures in Late Modernity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political trials and national security measures tends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old-fashioned genre of ‘state trials’. Although whiggish or critical reductionism has since tended to prevail, recent social historical work on protest movements, ideology, and rights struggles opens up fresh approaches. The current scholarly shift of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repressive powers of the state to plural sites of power, while representing an advance, also threatens to relegate the area to neglect. The modern renewal of national security measures can in fact be seen as part of a more complex deployment of law and linked to current debates around state form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citizenship. As the late modern state is eroded from above by globalization, and from below by demands of identity politics and 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will such repressive measures be revealed as an anachronism or continue as a final resource of the state in crisis?     

马克思政治起源思想的黑格尔主义来源及其早期论述

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个人主义的人学方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现实的社会个人是政治(国家)的逻辑起点;政治是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体现与对象化,政治是人的社会存在与活动方式;根源于人的社会本性和政治本性的政治是社会政治,政治国家(即国家政治)的形成就是对社会政治的扬弃。     

公民、自然人,抑或其他——论俄罗斯民法文化中"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概念的价值取向

前苏联,继而是俄罗斯民法中所采用的"公民"概念,并不是其民法学对政治概念的误用,出于其民族传统中对自然人的民法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关联性考虑,俄罗斯民法中的"公民"包含了私法上的人以及作为隐含条件的公共领域中的人,这两重含义,期望通过唤起个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公共责任感,来维护社会总的安全,这体现了其民法的民族性取向与社会化价值,对确立现代民法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