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总体而言具有合作型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碎片化时代,鉴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更多地需要方向型、理念型和手段型国际领导,即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而形成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这种国际合作领导的方向在于超越传统现代化话语和理念,重聚绿色发展的金球共识,引导全球走向低碳经济,使全球气候治理各方获得共赢。当前,中美欧的三边互动表明,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作为受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并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重要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一定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绿色国际合作领导的关键一方。     

全球气候善治与"绿色丝绸之路"——基于治理实验的视角

全球气候善治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全球盘点的"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文章讨论了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归纳出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通过论证"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探讨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文章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现实路径,实现削峰发展和早 日达峰,为全球碳中和进程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化解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     

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

地缘政治博弈与全球市场化是当前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演变的两个基本逻辑。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资源治理一直在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由于资源治理要素发生变化,与资源治理相关的地缘政治从生产国与消费国的二元博弈模式逐渐转向多中心化模式。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资源市场不断发展,基于市场化的灵活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进,主要体现为金融化、多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以及市场路径下资源治理目标的多元化。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这两个逻辑之间并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其背后是"主权"与"全球产业链"的冲突与协调,且两个逻辑在历史进程中并未割裂,而是呈现从"强地缘政治—弱市场"到"强地缘政治—中市场"再到"强地缘政治—强市场"发展趋势,要确保当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顺利运作,需要处理好两个逻辑的混合发展趋势。中国正面临着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应当积极适应这一趋势,深化相关参与路径,尽可能引领规则制定,推动资源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欧盟与美国是推动和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行为体,两者在全球治理领域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都坚持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反对损害自身利益与国际地位的根本变革。但欧盟与美国在全球治理的目标、对象、态度、领域和实现途径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欧盟倡导多边机制与跨国合作,推行问题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则实施利益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坚持以实力维护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但在应对全球问题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多边机制与跨国合作。     

欧盟行为体角色的比较分析——以哥本哈根与巴黎气候会议为例

行为体角色关系到行为体是否拥有权利、能力和机会去开展外交政策以及实施具有何种特点的外交政策。气候政策是欧盟在内部及外部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领域,欧盟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关键行为体,其行为体角色值得关注,欧盟在气候谈判过程中的表现差异也值得进行学理分析。本文在结构与聚焦的比较分析方法指导下,对欧盟在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进行对比,发现欧盟在两次气候变化大会中表现出不一致的行为体角色。欧盟内部气候治理、气候外交和谈判策略以及国际情景因素是影响欧盟行为体角色塑造和效果发挥的三个主要因素。     

欧盟在巴黎气候进程中的领导力:局限性与不确定性

2015年12月《巴黎协定》的达成确立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体系。欧盟在《巴黎协定》签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国际气候政治中的领导者,欧盟运用主场优势,通过提升政治意愿与完善谈判管理,实现了巴黎大会的预期目标。但由于整体影响力下降,欧盟在参与国际谈判时更倾向于采用联盟的手段。借助"雄心联盟",它在国际谈判中持续有效地发力,展示了雄厚的软实力。然而,欧盟在未来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还面临极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其内部矛盾形成了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欧盟仍无法完整发挥单一谈判方的作用;另一方面,欧盟还面临来自英国"退欧"及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等多重挑战。     

特朗普政府“去气候化”行动背景下欧盟的气候政策分析

特朗普当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去气候化"行动,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不满。作为长期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欧盟进行了坚决回应,强调《巴黎协定》不容重新谈判。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专门就此发表声明,表示欧盟会继续全面落实其承诺并发挥领导作用,继续实施其减排措施以及在金融、能源、交通与工业等领域采取的气候政策。欧盟在美国退约背景下高调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其主要的战略考量仍然是立足于全球低碳转型潮流,试图确保欧盟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战略优势,主导和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进程,并积极回应欧洲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在欧洲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下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无疑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但从欧盟的坚决回应及其行动来看,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

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全球公共问题。欧盟在全球应对行动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决定了其气候外交行动的方式,并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探讨欧盟气候行动的深层动因,有助于理解欧盟气候政策的机理和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理念、行动、分歧与合作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笔者认为,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欧的全球气候治理理念都处于变化中。中国从之前被动地接受"治理",到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甚至主动提出治理方案,如南南合作。而中国近期提出的"自主国家贡献"目标更是对促成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欧盟利用话语权和气候外交的优势,在引领气候治理向着自己意愿方向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菅的"推手"。中欧尽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双方的合作空间却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中国不断提高自身参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而欧盟也愿意以更温和的态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开合作。     

中美关系良性互动将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上升,原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过时,而向适应新形势的"东西方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步履维艰,全球治理面临"失序"和"碎片化"的危险。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与之相对照,美国奥巴马政府以来"逆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全球治理中不断缺位和错位。尽管如此,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中美两国应努力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建立良性互动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脱嵌与回嵌:俄罗斯的食物体系治理困境与启示

俄乌冲突引发了关于全球食物体系治理的新一轮思考。本文以食物制度理论为基本视野,归纳了食物体系治理的两种路径:一是脱嵌,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度不足是食物危机的根源,需通过强化供应链控制等方式保障食物安全。二是回嵌,全球食物安全对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构成重要影响,因此需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与食物供应链相关的利益架构,重新发现食物多元价值,促进食物体系可持续发展。在全球食物体系治理中,俄罗斯处于由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过渡位置,内部发展呈现出脱嵌与回嵌并存的双向运动的特征,治理面临着经营利益外流、小农生计困难和食物属性单一的三重困境。由此带来的启示是,中国需要树立食物主权观,并促进食物体系的回嵌进程。     

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是国家在气候问题领域进行的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但各国的博弈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资金等非地理性地缘因素的考量。本文扼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基于脆弱性之上的气候地缘政治的非地理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主要的气候谈判集团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立场,以此揭示气候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以及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并对摆脱困境的对策提出了一些思考。     

“南海行为准则”与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创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普遍性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但不是国际海洋法体系的上位法。国际法是多层级的立体系统,全球性海洋公约和区域性海洋法构成国际海洋法的双层次结构。区域性海洋法可能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海洋法,为《公约》提供更新的动力。“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南海的区域海洋治理机制,是对《公约》的扬弃,只要其有利于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南海秩序,同时没有违背公认的习惯海洋法原则,可以做出不同于《公约》的规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困局有三个主因：南海的不对称格局、东盟对中国的不信任推定以及第三方国家的干预和介入。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构建区域海洋秩序应以搁置主权争议、规制当事方行为、反对第三方国家干预和介入、避免安全局势升级为主要内容。     

欧盟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路径及趋势

欧盟是南极海洋环境治理机制参与主体之一。《南极条约》体系因其具有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以海洋环境治理为核心的南极地缘政治的兴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相关海洋保护区提案均可视为南极地缘政治的产物。欧盟依据相关条约参与区域海洋环境治理,也受到其行为体特征和力量性质的限制,并承受来自不同条约体系的结构性张力。2018年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欧盟与成员国的权能争议,推动欧盟进一步协调内部立场,但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围绕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仍存在博弈的空间。统一欧盟内部立场,不断拉近不同海洋治理机制之间的差距,通过国际合作把握各方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通约性,将是欧盟深度介入南极地缘政治格局、维护其利益诉求的主流路径。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德国医疗卫生改革：行为体、利益与立法过程分析——以《加强法定医保竞争法》（2007）为例

2007年3月德国《加强法定医保竞争法》（GKV-WSG）出台。本文分析了该法出台前后德国医疗卫生改革所带来的新的行为体格局以及2009年1月1日起生效的改革内容。笔者认为，《加强法定医保竞争法》在多个方面承袭了“渐变”的发展模式，但同时该法也带来了德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深刻变革，尤其在行为体格局方面。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实验治理的新形式、对立的利益格局、艰难的谈判进程以及倾向于否决的行为体结构。     

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综述

鉴于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及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和"领导"作用,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及相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和评述:首先,从总体上介绍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影响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研究;其次,关于欧盟与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了六类分析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视角:一是环境外交政策分析法;二是经济利益决定论;三是国内政治分析法;四是双层博弈分析法;五是制度主义分析法;六是观念建构视角。     

美国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

21世纪初以来,美国已构建起涵盖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自然灾害、网络安全威胁,以及意外和蓄意释放生物、化学、核放射性物质行为的卫生安全观;建立了旨在维护本国和全球卫生安全的战略体系和法律体系,以及军民协作的国家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与机制。虽然有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美国却未能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相关决策将党派和个人的政治利益以及短期的经济利益,凌驾于维护本国和全球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利益之上。由于不尊重科学规律和专业意见,不能有效地协调联邦与州政府的责任和行动,持续压缩卫生安全投入,缩减国际责任,转嫁矛盾,导致美国和全球的抗疫努力付出了更多生命、时间和资源代价,并进而对全球的卫生安全治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美国的北极战略

美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北极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双重身份,这对其北极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将北极战略嵌入其全球战略之中。与其他北极国家相比,美国的北极战略更多地从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层面出发,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美国试图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突破口,获取北极治理的领导权,进而构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霸主地位的北极秩序。在美国北极战略的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北极治理的中心议题,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管理得到更多重视,北极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更趋积极;同时,北极治理机制仍然呈碎片化状态,北极理事会难以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国内利益集团诉求各异、美俄关系前景堪忧、美国与其他北极国家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奥巴马政府能否成功实施其北极战略尚存在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