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区复合治理的创新实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京社区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单一的政府管理向多元的社区治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正在形成一套比较有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社区复合治理”模式。这个模式有“四位一体”的主体基础，即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壮大及参与、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提高与发展、社区服务站规范建设与应用、社区居民参与。     

敢为天下先的制度变迁之路——江汉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

今年初,武汉市江汉区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全国社区建设实施区“,区委、区政府对于获得全国为数不多、湖北省唯一的全国性社区改革“特许权“,视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加大社区社会服务力度。在全区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服务网络,形成了江汉模式。从战略高度,探索和选择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是江汉模式的最大特色。江汉模式就是江汉区社区建设要实现的目标模式,即要构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网络(江汉模式可简称为“社区治理网络型“)。具体说,就是要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制度变迁,在每一个社区范围内,建立一种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互补的社区治理模式。从性质上看,它既不同于过去那种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典型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区自治模式(典型的社区自治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融合型模式)。     

实施“135”党建工作模式加快推进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基本抓手。社区建设离不开基层党建工作这只基本“抓手”，城市社区党建也只有在推动社区管理与建设中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源活力。福州市鼓楼区委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社区党组织要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多作贡献”的嘱托，近年来围绕创建“五在社区”（美在社区、爱在社区、乐在社区、安在社区、和在社区）目标，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创新“135”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即“强化一个领导核心”、“建设三支队伍”和“建立五项机制”）结合起来，将“135”模式引入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之中，以党建工作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称号。目前，“135”模式已经在福州市全面推广实施。一、强化一个领导核心。构筑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坚强堡垒     

开发区有个和谐示范“村”——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翠亨社区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个翠亨社区，如今这里的人都叫它“翠亨村”。经过十年发展，这个盐碱滩上建起来的小区如今已经成为拥有1．3万人的开发区第一“大区”。作为这里最早的小区之一，翠亨社区摸索出由社区党支部牵头，居委会、社工站、业委会、物业公司“五方联动”的社区建设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居民代表、业主代表、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居民说事”制度的功能评价

荆州市沙市区推行的“居民说事”制变．是对基层群众自治形式的创新，是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完善．对于扩大社区参与、完善居民自治、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巩同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由于该制度是建立在平等参与、良性互动、利益共赢基础上的工作机制．开辟了和谐社区建设的蘑要途径．推动了社区发展．     

从“自治”到“治理”——我国社区研究的视角转向及逻辑演变

社区一般是指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即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与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活动及其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研究者主要从制度视角、组织视角、权利视角、参与视角、秩序视角等对社区问题和治理状况进行了学理分析,研究趋向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从"自治制度"到"治理制度",从"自治组织"到"多元组织",从"房产私权"到"社区公权",从"精英参与"到"大众参与",从"行政主导"到"党建引领"等。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调查——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它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目前，我国“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总体较好，但也存在着社区文化形式单一、质量不高、参与意识淡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应该在加强社区和谐文化建设理念、加大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重视文化工作队伍建设、提升社区文化活动的可持续性和健全社区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等方面努力，使“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社区建设在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的同时，也呈现出六个方面的积极发展趋向，即：社区发展将呈现渐次推进的梯度格局，政府将由直接参与、推动转向为引导、协助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能力和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社区居民将由“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与服务方式将实现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社区服务将进入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为主的内涵发展阶段。     

以居民区党建推动单位、区域、行业党建互联互动——上海市静安区“同心家园”区域化党建工作

上海市静安区“同心家园”区域化党建模式,其核心理念和创新点是把原本停留在社区（街道）层面的区域化党建理念延伸到居民区,把单位、区域、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新格局的构建落在了最基层,同时,切实有效地搭建各种工作载体,尤其是理顺社区（街道）、居民区相关体制机制。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开拓意义,为基层党建、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工作格局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区建设有行政推动模式与自治模式之争,本文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应该遵循责名求实这一简单的路径,先将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所辖区域,然后再求居委会自治组织角色之复位,这一定位与复位的过程便是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而定位与复位又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内的高效低耗的理性抉择。     

“区直管社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基于铜陵市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的实践分析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解决政府部门与社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民政部牵头在安徽进行了社区体制改革的试点：铜官山区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了新的发展路径。尤其是“一个核心三个体系”的社区组织架构有效地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为此，笔者进一步提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石的论断。     

创新社会管理从“城市细胞”抓起

社区是居（村）民自治组织，处于政府与居民、社会与家庭的连接地带，是城市的“细胞”、社会的缩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须从社区寻求突破。     

万安县：“一组两会”延伸农村社会管理触角

江西省万安县在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全面推行“一组两会”村庄治理模式，构建了“以党小组为核心、由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开展村民自治、依托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开展便民服务”的党建工作新机制。创新方式。灵     

中国当代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及路径选择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自然村落的衰败与现代社区的崛起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的投入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两大主题背景。我国新农村社区大致分为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模式、“就地城镇化”下的农村社区模式和“村民自治”体制下的农村社区模式三种类型,其中第二种是适宜在我国推广的模式。农村社区建设可分建设农村社区、构建社区自治机制两大步来进行。     

“小红帽”的启示

“小红帽”党员责任岗将社区党建与社区志愿服务相结合,推动了社区党组织运用非权力型领导方式开展社区自治工作。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工委将志愿服务与社区党建相结合,开展了以“小红帽”为标识、以党员为主体、     

分配式协商民主：国家有效介入与社区居民自治培育——以城市老旧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探索为例

单位制解体后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去政治化的困局,老旧社区内生公共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普遍形成了“居民闹大—政府兜底”的特殊主义供给模式,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为破解此困局,地方创新实践中培育出一种“社区自主—居民自治”的普遍主义供给模式,取得较好效果。两种模式的实质差异在于国家介入社会方式的转变,激活了社区政治以及行政与自治相衔接的双轨治理。在城市社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双重稀薄的场域中,“自治轨”得以有效运转的内在机理为,在国家有效介入的前提下构建分配式协商民主治理机制。     

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的兴起及建设思路

“回归社区”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呼唤 ,也是我国构建社区体制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文化建设理念 ,坚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的协调发展 ,坚持政府行政推动与发挥居民自治的辩证统一 ,坚持社区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协调一致的社区文化建设思路     

“区域化党建”引领社区发展的路径探索——南京市华侨路街道“公民社区”建设的实证分析

南京市华侨路街道推行的"公民社区"建设是当前以"区域化党建"带动城市社区发展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蕴含了以"公民"价值的感召为纽带联系社区成员、以公共责任的分担为基础设计社区组织结构、以行政与自治的衔接为手段动员社会力量和以利益的共享为目标满足民生需求的四大特点。在以"区域化党建"推动"公民社区"建设的实践中需要关注政党的双重属性,保持政党的政府性与社会性的平衡,以及通过区域化党建增强执政党的社会性功能。     

转型视野下群众工作方法的政治价值与逻辑困境——上海市虹口区“三全”工作法的实践与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更是群众生活的重要空间。加强社区党建，提升社区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已经成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上海市虹口区以“三全”工作法为抓手，不断探索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以此作为加强社区党建的立足点。“三全”工作法的实践探索，一方面，有效解决了群众的利益诉求，实现了社区自治与行政管理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也突显出一系列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