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视域下京津冀与沪苏浙的比较与分析——基于经济联系的视角

城市群之间经济联系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区域的协同进程。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来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总量和联系强度,以此来反映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和周边地区对中心城市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是衡量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指标。以2006年—2015年10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计算和分析发现,与长三角地区沪苏浙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在经济联系量和经济联系强度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对照差距,查找不足,就需要借助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改善京津冀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助推京津冀协同进程的深化与拓展。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战略下章丘产业定位研究

城市群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阐述了城市群经济的效应及其效应影响下县域融入城市群经济的路径选择,通过对章丘在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产业竞争力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将章丘打造为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物流中心、文化休闲中心的策略。     

府际合作可以缩小城市经济增长差距吗——基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这既体现在各个城市群之间,也体现在城市群内部。缺乏有效的府际合作,不仅会增加城市间的交易成本,同时也会拉大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府际联席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合作机制,旨在推动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官员流动则是我国政府人事制度的重要安排,对于抑制腐败具有积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和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使用学界公认的数据集,构建相关城市的府际合作网络和官员流动网络,运用QAP关系型数据计量模型,探究多重因素对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府际合作和官员流动对于改善城市经济差距具有积极效果,且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影响;(2)推动城市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还应重视府际合作、官员流动对缩小城市经济差距的积极影响。     

充分就业:政府优先目标——以安徽省为例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并列成为各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四大目标。本文以安徽省为例 ,讨论在人口众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安徽 ,政府在就业弹性系数呈现不断降低的发展趋势的情况下 ,如何调整发展观念 ,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在经济保持增长、物价指数平稳的情况下 ,把促进就业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的一个“优先指标” ,使经济和社会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     

城市群突破：对贵州优化城市（镇）空间布局的思考

城市群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经济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章从城市群概念及其建构条件人手,阐述了贵州城市群发展的时代背景、基础条件和重要意义;以重点打造黔中城市群为突破口,分析和提出了贵州城镇化空间战略布局的调整思路,即“一群、三轴、五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进一步论证了以黔中城市群为重点、优化贵州城市（镇）空间布局调整的对策建议。     

城市群府际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府际竞争与合作直接关系到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当前城市群政府存在过度竞争与合作不足的问题，通过从行政区体制、地方利益、考核机制等方面探析现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城市群府际治理模式，并从价值理念、法律法规、组织机制、社会资本和协调体系等方面来构建城市群建设的府际治理模式。为实现城市群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与互利合作，走向府际和谐，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效进路。     

城市群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网络:动机、约束与变迁

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既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已形成了双边与多边网络结构。全体成员参与协作的制度性安排试图促进府际协作,通过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收益动机、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形成的外在约束来影响并改善府际协作。制度性安排与府际协作的网络变迁历经城市群的非协作时期、培育协作时期与自主协作时期三个阶段。2006-2015年间我国城市群联席会数据表明,省内与跨省的府际协作差距巨大,其中制度安排对长三角双边协作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使得该城市群协作从培育期进入自主时期。京津冀目前尚处于前协作阶段,但已向培育期转变。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考虑降低城市间协作可能遇到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根据不同的结构进行制度性统筹安排。     

论城市群内合作政府哲学的结构

随着我国各个区域性城市群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城市群内各成员政府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和提高.而各成员政府自身的哲学决定着他们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参与到合作中去,进而影响到城市群整体的合作成效和水平.从具体的层面来看,城市群各成员政府的哲学作为政府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自身的认识,对自身所在城市的认识,对自身所在城市群的认识,这些方面的认识为其行为提供了独特的价值,使得其行为有异一般政府的行为.     

珠江三角洲地区雾霾联动治理的现状、困境及路径探析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针对其区域性复合性污染的特征,珠三角城市群从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联动、行政与司法的联动、政府与社会的联动、政府与市场的联动四方面对区域雾霾联防联控。联动治霾战略使珠三角在全国三大空气污染重点防治区中率先实现连续三年达标。但现阶段联动治霾中仍然存在纵向权威下政府间联动可能带来的责任泛化和缺失,以及社会参与治霾表浅化、激励联动治霾的市场机制不成熟和区域联动治霾立法供给不足等困境。强化环境行政问责、健全参与机制、完善治霾市场机制、健全协同立法,是进一步提升区域联动治霾绩效的可能路径。     

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优化

我国现行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缺乏执政为民有效的具体制度安排，存在“以GDP论英雄”的绩效评估倾向，过多强调经济增长的指标，已不适宜作为衡量政府绩效主要尺度，影响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进程。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优化评估体系和指标权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先进的方法和技术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主体的、法制化、制度化的绩效评估体系。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政府合作研究

实现北部湾城市群政府合作,需要通过树立“共赢”、“协同”、“共同治理”的新观念,提供北部湾城市群政府合作的领导会晤制度、利益协调制度,加速北部湾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等措施来提高北部湾区域经济的政府合作效率。     

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创新与知识溢出

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是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知识溢出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创新与知识溢出三者通过经济增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知识溢出促进合作为解决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失当困境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国内外城市群理论初探

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它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发展起来的。城市群作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密集、资源利用强度显著提高的空间形态,体现了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研究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理、空间和功能特征,研究以城市为主体的区域经济组织模式、经济分工的协作体系,对分析和把握城市群现状、发展趋势,在城市之间要素的聚集和扩散过程中提升城市群区域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金融危机、政府干预与政府扩张

经济危机是市场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府干预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危机的历史研究表明：经济危机时政府必定干预经济运行，干预力度与经济危机的程度相关；政府干预的结果导致政府扩张（主要体现在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展、政府主体地位的加强以及政府权力的扩张），政府扩张的程度与干预的力度相关。此次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的再现，其波及范围、破环程度以及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因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空前的。对政府规模、政府的权力与职能以及政府主体地位的研究显示，政府扩张的趋势愈加明显。因此，主张政府干预不忘防止政府扩张。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协作的法治保障研究

加强城市群经济协作的法治规范和保障,是推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加强经济协作的政策指导和法律规制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未来很长时期内,仍应在借鉴国内外城市群法治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加强区域内立法、执法和司法协作,努力建构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普适性法制体系,并探索建立权威、独立的城市群区域协调管理机构,从而为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提供法治保障。     

山东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热点之一。由于地区的差异性,近几年来关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差异的研究越来越多。通过对山东省进行区域划分,利用1990-2009年的数据,运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同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山东省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金融发展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对东部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相关,而对西部则是负相关。     

发展、协调、安全--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看政府角色

寻求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以及各自准确定位,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作为国际经济战略的决策者、国际市场秩序的协调者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三个方面阐述了政府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体化的潮流中,对经济的发展应该扮演的角色.     

政府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门槛面板模型，对2010-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政府行政成本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空间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各省政府行政成本和经济增长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整体而言地方政府行政成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二者在空间集聚类型和区域分布上，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政府行政成本高值(低值)集聚区一般是经济增长的高值(低值)集聚区，而在东部地区出现差异。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行政成本很低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行政成本处于第一、二门槛值之间时，促进经济增长的系数提高，显著性增强；当政府行政成本超过第二门槛值时，不利于经济增长。建议将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在最优区间。     

地方行为、市场秩序重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市场秩序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我国区域市场秩序的建构受集权和分权影响，需要地方政府具有足够动力来推动，因而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影响市场秩序的地方行为源头表现为对要素流动偏好、政绩考核和可支配权力的追求。但政府强干预下的市场秩序从长期来看对区域经济增长并无益处。因为一体化的本质是要素流动一体化，需要市场秩序的协调和保护。建立一个既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行动，又有利于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市场秩序并非不可能。以市场秩序的法制化制度化为重点，推动改善和重构区域市场秩序，推动行政干预力量的弱化，促进市场对各种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中三角”城市群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视角

引力模型的分析表明,武汉、长沙、南昌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明显高于中部六省的其他省会城市组合。由此,构建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城市,涵盖大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以及湖北荆州、江西萍乡在内的＂中三角＂经济区,打造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为实现中部崛起、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