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理论视域下协商民主的构建理路及启示

面对多元社会中共识匮乏所导致的西方竞争性民主政制稳定困境,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秉持公共理性的认知基础,强调多元差异合理存在的前提预设,坚持和而不同的民主宗旨,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构建理路。罗尔斯倡导重叠共识理念作为协商民主政制的建构基石,哈贝马斯则主张交往共识理念作为协商民主生活的沟通准则。他们试图从国家与社会的二维视角将分歧与冲突纳入到民主体制内,通过互动协商达成携手并进的基本共识,从而构建了走出西方民主困境的可能出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以共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构建理路也存在诸多缺陷,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两者的理想化难题,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境。尽管如此,其对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协商民主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协商民主具有平等性、公共理性等特点,其实质在于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其价值主要表现在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促进公民精神培育等方面.协商民主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实践形式,推动我国的民主建设进程.     

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参政党建设——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研究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它强调理性交往和参与,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契舍性,是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和加强参政党建设的价值选择和制度选择。在未来国家治理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应从单向集中型政治协商转向双向互动型协商民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协商民主的限制简析

虽然协商民主号称是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但是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诸多限制。协商民主强调以共同善为依据达成共识,但是共同善常常无法达到;协商民主强调以理性对话为主,但是参与者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即使能够完全按照理性来进行协商,也未必能够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协商民主主张由一般民众在公开、透明、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讨论,但来自政治精英、经济优势阶级、专家学者、媒体的政治操弄始终无法避免。由于这些限制,协商民主无法替代代议民主,它的价值在于培养公民的共和精神和包容、参与、平等的政治文化。     

多元主义、公民社会与理性：协商民主要素分析

20世纪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转向,表明理论与实践更多地开始关注民主的真实性,更多地关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多元文化现实是可以用来促进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资源;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协商民主运作的重要基础;而公开利用理性则是协商民主的关键。     

协商民主与我国政协制度建设

诞生于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票决民主的修正,对代议民主、远程民主的超越,主张决策过程中官员与公民之间持续的对话、协商和沟通,以有效化解利益纷争、提升民意质量、达致基本共识并实现政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理论作为晚近兴起的理论,为我国政协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进路。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视界,应当合理设置界别,完善参政议政程序,推进“透明政协”建设,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公共理性。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阐述首先出现在他的巨著《政治自由主义》当中。这本书展现了罗尔斯对政治分歧和自由民主制度所面临风险的深度关切,特别是宗教和全整学说的社会影响。在部分西方国家里,比如美国,宗教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社会和政治作用。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概念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仰的持有者(无论是对宗教还是对世俗的全整学说)当其信仰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不能繁荣,甚至是走向衰落的时候,他们赞成民主政治制度如何可能?罗尔斯试图以自由主义价值为主导建立一个合理的多元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美国的社会现实看,罗尔斯的构想是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就如何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各种学说,文化和谐并存的社会理想而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从概念性理论到制度化实践: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路向

协商民主是公共权力与多元社会力量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理性对话、公开审议,从而寻求公共决策合法性的权力运行方式。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从早期的概念性理论引介、对协商民主意义和价值的探讨,逐渐步入制度化实践关切的阶段,呈现自身的创新特色:立足中国民主政治,阐释制度特色;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关注实践经验;服务全面改革战略,挖掘多层次价值。协商民主研究的创新特色彰显了公共权力运行对于协商民主制度化实践的重要影响,确保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长效性必须将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路向,以协商民主制度化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彰显着权利关系的变革,能够使社会的政治权力转向社会权力,进而让不同利益的集团和个体在协商民主中重新对利益进行博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重大,主要有工具性价值和规范性价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民主不断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价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自由的建构、促进公正的实现、促进平等的发展、有利于公共理性的培养、促进和谐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提高公民意识、完善和发展政党制度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我国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探究

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关涉公民切身利益、党的执政根基、重大决策风险、核心价值融合与社会稳定等,公民参与协商愿意强.其协商状况最易于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优劣真伪.优化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是深入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意义重大深远.我国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主要存在"决策型、动员型与...     

西方协商民主的兴起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比较——兼谈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优化之路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近年来已经超越了纯理论的探讨,进入政治实验阶段。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最能够与协商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政治协商制度。二者虽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基本精神和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面对着转型社会带来的挑战,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特色路径的协商民主,已成为发展和完善我国民主建设的重大议题。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逻辑和价值

在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民主的制度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选举民主、远程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等民主机制不断完善和逐步成熟,推动着民主政治化与民主社会化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其制度化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在我国继续深化和推进全方位改革的关键时期,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其制度化发展具有自身的价值。     

对党际合作下协商民主的思考

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两个5号文颁布以来,我国党际协商民主产生了很大突破,取得了诸多成效。但是,从政党制度的高度看,我国党际协商还存在一定问题。多渠道解决这些问题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回顾与展望——献给新中国诞辰60周年

回顾新中国的民主发展历程,协商民主在我国早已有所实践,其中人民政协和近年来出现的基层协商民主是其主要载体。协商民主弥补了票决民主和选举民主的不足,其蕴含的内在品质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协商民主视角下我国听证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听证制度是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制度形式,它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价值,彰显了协商民主的功能。但目前该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实践操作层面都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包括适用范围、法律制度、程序规则、结果的影响力、信息渠道等方面。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理性审视我国听证制度,有利于探索改善的具体途径,使其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路径探析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除了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特征,还具备中国特色的特殊特征。当前,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在推进当中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为此,应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     

国外协商民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协商主体不平等研究述评

协商主体平等是协商民主理论家们一再强调的重要因素。然而,协商主体之间的各种不平等普遍存在于协商民主实践中,诸种不平等不仅影响了协商民主实践的过程,也影响了协商民主实践的结果。为解决协商主体不平等影响协商民主实践有效性的问题,需要建设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完善协商的方法、利用现有的正式制度条件、引入非正式的对抗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