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与增长前景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新常态的讨论非常热烈。核心的问题还是需要弄清楚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的特征,对我们现在所讲的新常态到底怎么理解,把握中长期的问题,比起我们对很短时期的变化,对我们分析把握经济形势更加重要。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对增长阶段的转换问题做了一个课题研究,现在结合我们的判断谈一些看法。     

城镇化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中国现有发展动力机制遇到严峻挑战,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源泉,其出路在于加快推进城镇化。但目前的城镇化存在虚高成分,唯GDP论、城乡二元体制及城镇发展模式等因素制约了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下一步必须加快体制改革,进一步清除阻碍中国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和不合理的政策安排。具体包括: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将城镇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培育和发展辐射全国性的重点城市群体系;彻底改革排斥农民进城落户的城乡二元体制;积极推进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转变城镇发展模式,促进城镇发展在集聚人口方面的效应最大化等。     

司法改革语境下司法辅助事务管理模式的构建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矛盾频发刺激民众对司法的巨大需求.虽然国家加大司法投入,增加司法供给,但法院仍面临“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现状.就上海法院而言,2013年全年上海法院共受理案件48.6万件,法官人均办案为全国2.25倍.在司法资源稀缺与诉讼爆炸强烈冲突的大背景下,增加法官的数量看似为可行之策,但域外多国的实证经验均表明,此举并非根本之道,况且盲目地扩张法官人数也不切实际.相反,法院审判管理对此发挥更为显著的意义,其中审判辅助事务管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的司法成就与展望

新中国的司法体制主要包括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行使侦查权，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宜。其中，律师依法执业也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建、50年代后期开始的二十多年磨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快速发展等阶段。尽管道路曲折，但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从90年代开始进行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下的中国更是具有社会形态建设上的现实意义，即司法改革或许可以作为和谐社会建构的突破口。     

司法改革背景下基层法院党建工作面临的困难及对策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司法体制改革主体框架搭建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序时推进。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等改革措施的落地见效,其所带来的利益格局方面的调整和变化使得法院党建工作面临着新挑战和新机遇。新时期,如何将法院工作与党的建设新要求进一步融合,如何应对司法改革后法院党建工作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已成为当前基层人民法院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浅论我国法院设置体制的协作式专门化

法院设置体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以为,结合世界各国法院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和我国的基本国情,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行政、商事等重要法院单独设置管理的协作式专门化法院体制是比较妥帖而适中的法院体制改革方案。     

“五五体制”与经济—社会转型——日本自民党政权后半期的国家治理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继工业化转型之后的又一次转型特征。在自民党政权五五体制下,该转型过程托出了强制性经济治理、无责任体系政府治理,并伴有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换。为有效化解转型危机阶段政治领导能力缺位的症结,需要开启同社会演化方式相吻合的国家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发展轨迹。     

无发展的经济增长:问题与出路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很多,存在“无发展的经济增长”的众多迹象。主要表现为:产品质量差,宏观经济效益低,环境恶化,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就业压力大,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无视经济规律的举措很多等。“无发展的经济增长”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需要从体制入手,打破思想禁锢,通过深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认真研究解决。     

中国官僚体制与普通官员行为:三个治理工具

普通官员日常工作行为构成国家运行的微观基础。与现有文献聚焦主要官员行为不同,本文从组织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官僚体制中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治理工具。论文首先从现有文献中归纳出中国官僚体制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共同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治理工具: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然后以公共危机管理为例,提出研究假设,运用针对地方普通官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台风灾害和群体事件两类公共危机的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中,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均具有显著的普通官员行为意义。这意味着它们是两种治理模式的共同结构要素,并构成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稳定的治理工具。     

建国初期党的司法构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党与司法的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作为执政党,必须保持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既坚持与司法机关的关联,加强党的领导;又与司法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致力于司法独立。中共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通过创设人民司法制度,强化司法权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以美国法院和我国海事法院体制为分析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受到广泛关注。弊端重重的司法地方化现状敦促了这一制度的提出,而这一制度的建立的确意义重大。在制度设计上,以美国法院和我国海事法院的体制为分析视角,对二者有选择性的借鉴,从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巡回法院体系、建立地方法院的提级管辖机制、建立司法系统两级财政保障机制、建立全新的法官任免与监督机制这四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构建。     

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6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乡村治理模式历经建国初的"乡(村)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模式与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等几个阶段的变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由"单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基层的司法现状与司法改革

随着公民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基层产生大量的权利保障和法律服务需求,招商引资、土地承包经营、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新问题以及婚姻、抚养、赡养、人身伤害、债务等传统纠纷,都涉及到公民的权利保障问题,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此时为公民提供及时而优质的司法救济和司法裁判显得非常关键。基层司法的基本使命在于服务百姓,满足其权利界定和保护需求,因此基层司法改革在司法改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就当前基层司法改革的现状、存在难点问题和需要实现的目标等作简要评析,希望能借此为推进基层司法改革尽绵薄之力。     

着力创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条件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互为影响、相辅相成.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当前迫切需要下更大的决心,积极推进企业、市场、价格、政府等几个重要方面的改革,为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的界定

治理可分为运动式治理和制度式治理.作为与制度式治理相对应的一种治理手段,中国运动式治理有其内在的固有属性.为最佳地选择运用治理手段,现采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运动式治理的研究现状、定义和特征作研究分析,由此得出结论:运动式治理是一种非常态的治理手段.     

党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优化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得益于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有效运行。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党政体制改革,是着眼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党领导一切、统筹全局的大背景下,以治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为视角总结党政体制改革经验,可以启迪我们不断优化今后的党政体制改革路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试论有组织犯罪的增长原因与治理对策

有组织犯罪具有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其增长的原因十分复杂.有针对性的实施治理对策,已刻不容缓,是当前"严打"整治斗争的重要任务.     

村级财务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以D村财务收支变化(1973-2003)为例

本研究旨在通过D村30年村级财务收支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基层治理变迁的轨迹,进而把握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个案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政权建设以行政集权的方式渗透国家权力,村民过着集体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国家政权建设开始呈现自主性与行政放权的特性,村民的经济生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在收支关系上却出现了失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国家政权建设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公共权力借助于各种手段向社会提取资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现象开始出现,村民的经济生活在提高的同时也承受着重负。由此,国家政权建设变迁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一个加强-松动-再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透过村庄的收支关系变化微观地呈现出来。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位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效。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强化现代科技支撑,强化"三治"相结合,跟进新时代发展步伐,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抓住基层治理的重点破解基层治理难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本文所建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学模型,以及以其定量地计算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阻碍作用转变成为促进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然而,人口红利的一次性、人口迁移与人口红利的区域间转移、人口红利为谁所得和人口负债由谁承担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