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独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演进

自1976年最终实现南北方统一到现在,越南外交政策实现了从主要依赖苏联到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转变。在1976年-1986年期间,越南在外交方面主要依赖前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1986年-1995年期间,是越南外交政策的转型期。越共在1986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全面革新开放的路线,制定了"广交友,少树敌"的外交总方针,并在此后的几年内实现了从柬埔寨的完全撤军,同中国、美国等关系的正常化,为越南外交实现融入地区及全球铺平了道路。自1995年以来,越南先后参与到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地区及全球中来,实现了越南外交跨越式的发展。     

论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对现代化模式的新构建

1976年越南统一,推行了"苏式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但弊端日益显现,迫使越共不得不思考构建新的模式。1986年,越南实施"革新开放"战略以来,在对苏式模式进行了反思和全新变革的"革新",在变革中通过充分吸收其他模式有益成分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出一种适合国情的模式——"混合型后全能主义模式"。     

程映虹：中越之间的恩怨纠葛

程映虹,历史学家,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越共内部：亲华派与本土派的演变 袁训会：越共高层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很多派系,您怎么评价不同派系对越南发展和中越关系的影响？程映虹：越共最初是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在印度支那发展起来的,胡志明不但是中共的成员,还参加了国共合作。他曾是孙中山的秘书,1930年代早期回越南发起了苏维埃运动。     

越南共产党十一大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研究现状

腐败在越南国内被称为"内寇",可见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自越南共产党十一大以来,越南对腐败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反腐倡廉问题是我国国内学者研究越南问题不可回避的方面,对其的具体研究现状可从越共在党建、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监督机制建设、民主建设等方面进行综述。     

唯物史观的两大视域与中国道路的历史边界

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关于"中国奇迹"成因的概念描述,"中国道路"是回应"中国模式"讨论的意识形态化表达。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世界历史视野中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解释"中国道路"上具有学科比较优势。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存在革命与发展两大视域,革命视域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指导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在"文革"中它离开了现实国情并绝对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实现了由教条化的革命视域的唯物史观向发展视域的唯物史观的转向。中国道路是发展视域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现实,唯物史观的视域转换则规定了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边界。     

越南政改的“虚”与“实”

2012年初发生的一件事，让越南社会和越共屏住了呼吸。     

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和国际解读

面对各种肯定或否定中国道路的思潮和议论,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在纵向发展中认识这条道路的生命力,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这条道路的优越性,以提升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和自信,在国际上促进各国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击退反华势力炮制的"中国制度威胁论"和"中国前景不确定论"。     

规范醉酒驾驶处置方法初探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第22条中新增了危险驾驶罪,表述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将醉酒驾车行为上升到了刑事案件范畴,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同寻常的现代化之路,既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它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抵御"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老路"中探索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在抵制新自由主义"邪路"中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在破解民主社会主义"迷路"中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越共十大重锤敲响反腐警钟

如何整治贪污腐败是最近召开的越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腐败给越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被称为"国难".尽管越南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但是仍未能有效遏制腐败.为此,新一届领导班子将反贪污腐败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宋庆龄帮助胡志明找党

在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当中，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帮助越共领袖胡志明找到党组织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越中情义深，同志加兄弟”（胡志明语）的密切关系。1930年2月，正在我国从事革命活动的胡志明，在香港九龙把越南的三个共产党组织─—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合并成为—个党：越南共产党，并在2月3日那天召开大会，正式宣布越南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当时派了饶卫华同志秘密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致辞祝贺。当时越共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中活动的，胡志明完成了建党工作之后，仍继续在香港活动，…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技术侦查措施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从立法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这是侦查走向法治化道路的一大进步。但是不能否认,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还很原则,在未来贯彻执行过程中,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化,以期寻求对抗犯罪升级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使其沿着法治化道路前进。     

交通事故中社会救助的公正性探微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制度的出现,完善了交通事故受害者的保护体系,《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从政策和法规上填补了交通社会救助方面的法律空缺,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不足。究其原因,在于该制度中存在着"不公正",如"受害者"界定范围过窄等,导致特定情形下受害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     

评中共"八大"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兼评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认识的误区

中西学者在对中国社会转换过程中的重大会议中共"八大"的评价上,看法相去甚远.中国学者认为"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成果."八大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道路的正确反映.而西方学者则认为八大是修改苏联模式的表现,其含义是八大没有超出苏联模式的框架,而不能称之为中国道路的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代替了从苏联引进的发展战略,因而是中国寻求自己道路的表现.本文探讨了"中国道路"的涵义,指出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误区,同时论述了八大对中国道路探索的特点.     

越共怎样处理“四大危机”

越共所说的“四大危机”,是指经济发展滞后的危机、和平演变的危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机和贪污腐败的危机。这是1994年越共七届中期会议首次提出来的。1996年越共召开的八大、2001年召开的九大以及2005年召开的十大都认为“,四大危机”在越南依然存在,并且更加复杂,强调各种危机互相交叉、互相作用,绝不能有任何轻视倾向和表现。     

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与现实批判——马克思哲学开辟的"解放学说"

形而上学蕴含着"乌托邦精神"、"启蒙开拓精神"与"反思批判精神",这使得人类在向往与迈进"崇高"的"完美世界"的道路上有着积极的价值。而与其狡计在一起的又是"绝对主义"、"非历史性"和"单极一元化"思维范式。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样态在"人对物的依赖性"的现代社会中,则成为了"资本逻辑"统治社会存在的"症候",马克思在对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共谋作现实性批判中,自觉地实现了"改变世界"的哲学变革,从而开辟了一条走向人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解放道路"。     

"全盘西化"思潮:一种现代化视角的解析

"全盘西化"思潮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浪潮、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和西方的文化扩张均对其形成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一种极端化的激进主义思潮,"全盘西化"思潮在根本上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它至少在以下几对关系上是错误的一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将二者决然对立,忽视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相承接的一面;二是在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问题上以偏概全,忽视了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三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犯了绝对性的错误,没有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中国只能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但不能全盘西化.     

通向宜居城市的绿色道路

2010世界城市峰会(WCS)日前在新加坡举行,此次峰会的中心主题为"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城市",旨在解决当今城市愈加紧迫的城市问题.在此次峰会上飞利浦正式推出了EssentialLine系列道路照明解决方案.这款全新的LED道路照明产品以其高效、环保将为城市规划者们进行道路的绿色升级提供更好的选择,也标志着飞利浦照明在推动"绿色道路"的建设上开始引入宜居指数作为市场指向的新纪元.     

加快文化发展重在全面准确把握文化功能——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邬署长您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第一次从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上阐述了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这是我国文化发展历程中划时代的历史贡献,充分体现了我党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具有高度自觉和远见卓识。而从世界范围看,自上世纪末,文化发展问题就深受世界各国关注,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逻辑、经验、前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虽然形成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但它与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三重历史任务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本质上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成的时间不长,而且中国和平崛起尚处于进行时,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并非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30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经验,有利于全体中国人民坚定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自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未来前景究竟如何,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中国和平发展能否成功实现;二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三是崛起后的中国会不会谋求霸权地位。处理好这三个问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是前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