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赋能资源型城市生态治理

绿色发展是内嵌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的发展于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资源型城市生态治理走绿色发展之路,有利于打造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动态平衡的复合型生态经济,促进城市转型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城市文明发展;塑造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复合型生态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教育引导机制、管理协调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其面临着认知困境、管理困境和发展困境,抑制资源型城市生态治理效能。资源型城市生态治理要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应当完善绿色教育体系,提升公众生态治理参与能力;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健全生态治理组织管理体系;优化政策支持机制,培育绿色发展动能。     

边疆绿色治理：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边疆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绿色治理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中的绿色要求和绿色标准,秉持绿色价值理念,进行绿色话语表达并形成绿色共识,凝聚成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动边疆经济低碳发展、政治风清气正、文化包容多样、社会健康和谐、生态绿水青山的全方位绿色化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边疆绿色治理体系由“目标—场域—主体—方式—客体—效果”等要素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耦合而成。在把握边疆绿色治理体系各要素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计由“动力—过程—创新—保障”等一系列机制构成的机制谱系,确保边疆绿色治理良性运转,进而助力实现边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论我国绿色发展思想的形成

绿色发展思想是"十二五"规划中确立的主题发展思想。绿色发展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为理论基础,同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绿色发展意蕴,是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以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为价值取向的科学发展思想。绿色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向,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绿色技术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技术手段。     

县域绿色治理的概念内涵、运行模型与路径创新

县域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县域绿色治理可从“场域—结构—过程—政策”四个维度“激发—整合—凝聚—转换”绿色治理能量，并通过“四维”同频共振，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治理目标。县域绿色治理应以绿色能量场重塑绿色治理场域，基于合作关系重构绿色治理共同体，优化绿色话语实践流程以重塑绿色治理过程，完善绿色政策以重构绿色治理工具等四维路径，实现县域绿色治理运行场域、运行主体、运行过程和运行工具的创新，旨在优化县域绿色治理体系，提升县域绿色治理能力，助力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美丽中国”

我国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令生态环境问题愈加凸显。为了顺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我国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构建绿色文化、发展绿色技术、开发新能源等路径,走生态绿色发展之路,打造"美丽中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审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武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本体话语体系、“人与自然是利益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话语体系和“人与自然是发展共同体”的生态实践话语体系揭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涵要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话语体系深刻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生态为民的价值取向、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方向、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指向，有利于为传统现代化的生态转型提供话语指导、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话语助力，从而进一步在驳斥西方话语霸权中赢得国际话语权。     

空间格局的重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述论

空间格局是"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立体化秩序的生动呈现,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生性向度。按照科学性、整体性和正义性的评价要求,可以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划分为环境保护与空间格局的要素化探讨、可持续发展与空间格局的非均衡化部署、科学发展观与空间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生态文明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绿色空间格局的勾画等四个阶段。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经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空间格局,必须健全并完善空间治理体系,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超越城乡和区域间的利益分歧,形成协同治理的行为模式。     

坚持绿色发展 推进转型升级

<正>麻城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担负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责任。我们牢固树立"绿色决定生死"的理念,把生态作为最大的优势、最优的资本,确定2015年为"绿色麻城建设年",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转型升级,努力实现新常态下生态的明显改善、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的稳健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以绿色理念传播文明。一是思想理念突出绿色...     

农村环境治理要打好“绿色牌”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地提出了"绿色治理"的环境保护理念。农村环境治理也必须以"绿色治理"观为理论和方法指导,以多主体参与、跨区域合作、多方位举措,保护我国农村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     

绿色融合式治理：城乡结合部社区生态治理的空间转向与生成机制

城乡结合部社区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其“亦城亦乡”的混合形态为城乡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治理与生态治理的有机融合,进而推动我国新型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本研究以成都市公园社区示范点为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理论为视角,以“空间断裂—空间修复—空间适配”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切割”引发了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新陈代谢断裂”;通过空间修复与空间营造,城乡结合部社区实现了从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分类而治转向空间适配的绿色融合式治理。“绿色融合式治理”是一种以“绿色”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社区治理创新机制,包含“多元主体联动”“空间尺度再造”与“空间资源融合”的内在机理,不仅拓展和丰富了社区治理的理论维度,更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绿色融合式治理”不仅是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也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推进全球生态正义的实现。     

恩施州绿色崛起的理论支撑与路径目标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美丽"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之中,提出2035年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和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理论为理论支撑和以"生态立州、产业兴州、开放活州、依法治州和富民强州"为战略布局是实现恩施州绿色崛起的正确路径。走向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崛起是恩施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全州人民的共同愿望。要构建以绿色经济为动力,绿色政治为保障,绿色文化为核心,绿色社会为基础的发展体系。树立生态意识,着重调整产业体系、繁荣文化市场、建设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在方法上既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抓关键少数,又要调动全州上下各部门、组织、群众积极性形成广泛共识,共同参与其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观

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主旨是通过生态环境监管、经济政策、法治体系、能力保障和社会行动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构建起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进而提升党的战略顶层设计能力、政府制度创设和实施能力、市场绿色创新和绿色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的参与决策能力。现代国家生态治理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高度统一,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境界。     

构建生态经济体系的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五大体系之一。什么是生态文明体系?生态经济体系是一种保持"生态中性"经济增长的经济体系,即遵循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在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体系。它的具体特征是:生态影响最小化和生态经济效益最大化、零碳可再生能源为动力驱动、清洁生产与生态产业链有机衔接、简约无废的物质消费与丰富的非物质消费并重。在实践中,构建生态经济体系,需要建立以反映生态要素稀缺性为基础的市场体系、以生态创新为依托的技术支撑体系、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以生态资本增值和价值实现为目标的投资体系和以生态经济效率和效益为引领的绩效评价体系;同时,也需要建立健全生态资产产权制度、研究制定引导性产业政策、加快推进税收制度生态化改革、加强绿色金融制度创新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流域系统协同共生发展机制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流域系统是由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有机体。促进流域系统协同共生发展,是新时代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途径。近年来,我国将长江流域列为全国七大江河流域开展协同治理的先行样本,长江流域治理的纵向责任分担机制日渐明晰,流域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绿色增长引领作用明显增强,流域绿色福利供给的社会成本共担机制基本形成。然而,从流域系统协同共生发展的要求看,存在着省(部)际横向协同联动力度不足、基于市场手段的协同政策工具效果不佳以及流域系统多元共生界面规划协调性差等突出问题。为此,要建立流域省(部)际有效协同的组织载体,优化流域经济与环境协同的政策工具,提升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能力。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的认知迭代与中国实践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是协调生态发展权和生态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手段,是实现生态公平的重要机制,是解决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式难题"的重要途径。在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政策的选配中,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越来越受到青睐。我国在"用水、用能、排污、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排污费、税与补贴制度,绿色金融等方面构建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市场化政策体系。未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利用市场机制调整有关各方的利益关系,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     

发展生态经济 构建和谐社会

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生态经济之路。发展生态经济要培育和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绿色GDP与领导政绩挂钩，倡导绿色消费，发展绿色产业。     

恢复永定河生态功能建设宜居西南五区

城市河流哺育了灿烂的城市文明,对城市河流的治理不仅要实现其水利功能,发掘其经济功能,在新的形势下,更要把建设景观河、生态河作为河流治理的目标,开发文化娱乐功能。让河流文化得以延续,河流生态得以恢复和保持,是一些城市河流治理的成功经验。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效益也得到了发挥,并实现了"人文、生态、宜居"的目标。永定河通过治理以后,在北京将形成170公里长的绿色锦带,不但会改善生态环境,大力提高永定河两岸的土地利用价值,还可以发展水岸经济,带动沿河地区绿色休闲娱乐业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新的永定河流域文化。     

西方治理话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当代西方治理话语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制度前提、社会环境与政治文化,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有相应的要求。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数字化治理等日益成为西方治理话语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应的政治哲学基础,体现为无政府主义与"利维坦"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统治话语向治理话语的转换。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重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阐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基于生态经济学与网络治理的生态城市建设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更多的城市在寻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而生态城市就是现在和未来建设的重点方向。本文基于生态经济学与网络治理的理论视角,认为生态城市的特征应是控制规模、社会公平、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网络化治理。以这些特征为基础,构建生态城市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不仅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指数,而且还包括体制效益指数。最后,提出构建生态城市的路径,即强调城市规模控制在生态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之内,通过收入再分配和加大社会福利的投资增加社会公平,鼓励企业发展绿色产品和社会公众参与决策来实现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企业生态责任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绿色发展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身为经济组织的企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投身于绿色经济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绿护绿,一是从绿掘金。若想很好地承担起这种生态责任,企业首先要从自身的观念、制度和经营行为入手,构建生态责任实现的内部机制;同时,法律约束、政府引导和社会监督,则是倒逼企业履行生态责任的重要外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