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预设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

基于解决人的问题,在每一项制度设计的背后,都必然暗含着对制度的主体——人及其本质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也导致了中西法律制度构架迥然而异,中国传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采取人性善的假设,由此形成人治传统。而在西方则恰恰相反,基于对人性特别是政治家本性的悲观假设,由此形成法治传统。纵观中外思想史,以人性恶为基点的政治制度恰好弥补了人性善在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不足。而作为现代社会一个基本制度的法治应基于双重的人性假设之上:在私域要对民众采用人性善的假设;而在公域要对当权者采用人性恶的假设。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法治是必须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法治是可能的。     

宪政中的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以德治国"的宪政分析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法治与宪政自然也不例外."性善"与"性恶"这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构成了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而对人性"恶"的假设,构成了西方国家宪政的理论基础.这种假设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有可能背离宪政的对权力进行制约以达到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初衷.中国要进行宪政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必须继承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制度,同时应充分吸收、借鉴和发掘中国文化传统中合理的"德治"思想,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这是将"以德治国"纳入我国宪政机制的合理依据.     

商人阶层崛起对法治秩序的影响

现代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商人阶层的促动,同时法治秩序也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商人阶层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孕育之后而爆发,努力地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在制度设计上,导致了包括商事法在内的一系列形式理性法诞生,并成为西方的主导社会规范。其产生之初,仅出于维护商人的利益而予以颁行,但其中的法治精神辐射到了全社会,无意中使法治秩序得以成就。     

知识、人性与治理模式的关系

在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知识与人性一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基本上以善恶阐释人性,而在知识的纬度上,根据拥有知识的多少也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还有理性与感性、理性与经验的关系,知识往往也是人性的构成要素。整体而言,中国传统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属性,贬抑人的生物属性;而西方人性论则偏重人的自然属性和认知属性,并给予正面评价。中国根深蒂固的等级人性论使得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最终都走向人治或人治下的“法治”。西方因有了自然法中的“平等”因子,治理模式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浅析法治的精神内核

“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对西方社会法治理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法治建设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其积极意义不言自喻。然而,透过现象探求本质时,却发现也许我们忽视了某种更为本原的东西———法治的精神内核。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北大核心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从经济生产方式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形成

古代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原因应该追溯到东方争西方最早的生产方式。西方历史上的工商业传统，一方面使得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西方个人权利本位主义和平等、自由观念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追求民主、法治的法律意识；而古代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不但无产生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而且催生了熟人社会及其独特的处世规则，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西方式的权利观念、个人争民主法治意识在中国的生成。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论杨朱与当代中国人权建设

道家学者杨朱主张“贵己”、“为我”,他充分肯定了人存在于自然中的价值,并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尊重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限,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法律中并未得以体现和发展。但社会的进步证明了这个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通过与西方法治学说作比较分析,得出了杨朱的人学与西方法治学说中的权利观念是相通的,西方的法治进程并因这种观念的影响而被推动发展。而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正是缺失了这种权利观念,才出现了与西方法治发展的巨大差距。因此,杨朱的人学思想对中国今天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其核心———人权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治”理念辨析

对于法治的含义,中西方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共同点是从不同角度重视法律制度。依法治国不等于法治,它只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而非法治的目标。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治,必然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基础。现代法治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政治基础是民主政体和权力制衡,制度基础是法制,观念基础是法律至上。     

荀子人性思想及其管理学意义研究综述

荀子＂性恶论＂不同于诸子百家的其他人性思想,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竟与西方管理视角下的人性假设有着某种默契。归纳荀子的人性概念界定、＂性恶＂之原因,从管理学角度切入研究＂性恶＂假设的必要性,深入发掘荀子人性思想的现实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走进西方宪政的文化历程 ,解悟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追寻西方宪政的文化源头 ,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其中 ,基督教的性恶论是西方宪政的文化根基 ,契约自由的政治化是西方宪政文化的逻辑起点 ,人本主义的崛起是西方宪政的文化内核 ,而法治文明的近代转型逐步实现了宪政之理想。     

从人性恶角度探析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兼谈对“八荣八耻”教育的启示

道德与法律都是对人们“恶”的行为的规范,只是两者沿着不同的路径:法律注重外在强制和不侵犯他人,对人性的约束力强;道德强调内省和利他,对人性的约束力弱。因而,法律与道德相通相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依其各自特点决定了法律对道德教育具有强化功能。所以,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和谐的社会状态的实现,需要从法律规范的外在强制逐渐过渡到公民道德内省的自觉行为。贯彻落实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时,要把道德的教化与法律的强制结合起来,发挥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引导我国公民践行“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从人性论出发 ,法治在于止恶 ,德治在于扬善 ;从经济方面说 ,法治导致自由 ,德治导致秩序 ;从民众角度讲 ,法治 (民治 )激发社会活力 ,德治 (教民 )引导人们思想。深度思考法治与德治怎样达到内在统一和从哪些层面实现统一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荀子与韩非法治思想之比较

荀子与韩非的法治思想分别代表了战国末期儒、法两家法治思想的特点。荀子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 ,主张“化性起伪” ,建立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法治思想 ;韩非则集前期法家之长 ,从人性自私自为的观点出发 ,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二人的法治思想分别有不同的人性基础 ,在具体内容与立法原则上及对法的地位和作用、法与德的关系上都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现代西方法治价值转向的人性根基

法治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成果,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发展的途径和有益的经验。在西方文明内部,法治在基本理论和制度实践方面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二战以后法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注重法治的工具价值转向关注法治的实体价值,将人的尊严与自由置于核心地位。这种转变的内在动因来源于人的本性,在根本上是对人性的回归。     

科学发展观：深化规律、顺应潮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从规律层面来看，科学发展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人类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从"广场化"到"剧场化"的刑事司法——一个立足经济学的分析

中外刑事司法的一个共同走向是从一种作为公共景观展示的"广场化司法"转向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开展司法活动的"剧场化司法",这不仅是法治和人道的要求,而且也符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经济学要求。当然,"剧场化司法"也可以对"广场化司法"的某些因素加以扬弃。     

意思与规则的较量 --从西方公司契约理论的争辩看公司法的规范方式

围绕公司的性质和公司法的规范方式,西方法学史上上演了一场关于公司契约理论的争论,其争议的焦点是意思与规则在公司法调整中的地位.意思自治能发挥主体的理性与智慧,实现效率,而规则能矫正意思瑕疵导致的不公,实现正义.公司的地位、公司法的性质以及意思与规则的各自优势,决定了公司法应采取以自治为主、强制为辅的规范模式.     

“性恶论”视野下之职务犯罪问题思考

我国的主流思想历来坚信人性本善,然而在职务犯罪中,对人性的过于信任,难免会让人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的泥潭,这不利于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将性恶论的思想引入职务犯罪体系,一方面,可以促使监督者以看待犯罪嫌疑人的姿态来审视权力者,这有利于监督者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会以权力的危险性来认识权力,这有利于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提高警惕,时刻自我监督和自我内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