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宏经护送“六大”代表赴苏联

1928年，周恩来作为党的“六大”代表，与邓颖超同志一同从上海出发，前往哈尔滨。一路上，周恩来夫妇引起了日本侦察员的注意和盘查，情况十分危急，但周恩来同志的机警、果断与沉着应对，使他们平安到达哈尔滨，赴莫斯科参加了“六大”会议。     

周恩来八婶母的身后事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原淮安县委）档案馆珍藏着四封周恩来家书.四封家书都是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专用信封内邮寄给家乡淮安县委的,内容都是关于周恩来的“个人家事”,都与周恩来的一位亲属有关.这位亲属就是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可谓：驸马巷情牵西花厅,四封“家书”独因一人.     

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本文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不是“相忍”和“违心”，而是“抵制”和“抗争”。周恩来坚持反对“极左”，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最先提出并全力推进整顿工作，同林江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力图尽快结束“文革”     

周恩来党性修养对领导干部的启示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他的“功”是他的“德”的载体和外在表现，他的“德”是他的“功”的内在支柱和灵魂。他用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谱写了一部活生生的共产党人经典，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思想作风完美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把这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风范亲切地称为“周恩来精神”。“周恩来精神”与他经历的长期复杂、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也与他长期自觉地坚持党性修养，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紧密相联。因此，研究他如何进行党性修养，对于身负重任、手握重权、地…     

周恩来自述──立志篇

周恩来自述立志篇●曹应旺编者按：周恩来是极富个人魅力的一代伟人。中央文献研究室曹应旺同志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撷取周恩来对自己在人生各方面的叙述，编纂成《周恩来经历记述》一书，有很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本刊分两期摘发“立志”和“交友”两部分，作为对周恩来...     

从“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周恩来的探索与邓小平理论

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建设过程中，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独到的理论探索和总结。他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坚持并遵循着党在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强调：“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①在如何“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问题上，周恩来坚持并丰富了新中国缔造者们的关于“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只是由于“左”倾冒进思想的横行，以及过急过早地宣布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和…     

周恩来与“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驻香港的国民党“中央民航”和“中国民航”(简称“两航”)的爱国员工2000多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央派往香港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具体组织下,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在香港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空中大起义。果断决策,周恩来否定了饶漱石的错误意见 1948年8月,北京,中南海。一份中共华东局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电报的大概内容是: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领导有意见分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     

践行周恩来精神与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江苏省淮安市是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故乡，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把周恩来的家乡建设好，很有象征意义”。而亲民理念恰是周恩来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学习实践周恩来精神，无疑为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找到了最佳结合点和有力抓手，既体现了地域特色，又很好地落实了习总书记的嘱托。     

周恩来“通权达变”、“相忍为党”的领导艺术

周恩来“通权达变”、“相忍为党”的领导艺术武纪荣在周恩来五十多年旷世罕有的领导生涯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领导实践。在周恩来长期担负领导职务的活动中，体现着他的卓著功绩和彪炳青史的睿智思想。周恩来的业绩和思想，是品位很高、蕴含丰富的人类社会精神宝藏，值...     

至孝周恩来

周恩来父亲名叫周贻能，字懋臣，在周恩来出生前两三年时更名为劭纲。周劭纲一生颠沛流离，走南闯北，四处谋生。虽然生活清苦，话语不多，但他十分有主见，对儿子周恩来投身革命“从不阻拦，在内心里他是支持的”。1931年，他曾到上海，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过通信联络工作。后来因斗争形势严峻，父子又分别了。     

周恩来咬文口爵字

有‘次,周恩来做形势报告,国内、国外讲了一个下午,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记者采写时,稿子上有一句“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交给周恩来审阅时,别的地方都没改动。他就把那个“重要”二字圈掉了。     

解决领土之争的成功案例

钓鱼岛，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一向是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1972年9月，日本前首相田中访华，曾要求周恩来总理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对此日方没有异议。1978年8月，日本前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老调重谈，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日方也点头同意了。     

1973年周总理为何挨批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曾经为“文革”鸣锣开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托”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总理继续批极“左”。     

西安事变记忆——神秘＂雷电社＂惊动周恩来

初到西安：神秘“雷电社”惊动周恩来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高潮。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和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政治主张，张学良还致电当时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同时希望周恩来能亲自来西安共同解决事变。     

“我周恩来凭什么神采奕奕”

1961年，周总理出访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第二天，周总理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他回京的消息上有“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时，不由得紧皱眉头。指着报纸对值班秘书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这条新闻是谁写的，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那位记者很快赶到西花厅。周总理放下手中工作，又拿起那张报纸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那位记者知道错了，只好向总理检讨。同时也汇报说，他当时写这则新闻时只考虑了国际方面的情况，没有考虑国内方面的因素，因此出了差错。周恩来略一…     

周恩来与绍兴的传统文化

周恩来是时代之子,又是民族之子。他既吸收了时代精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同时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从周恩来身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看到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品德。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周恩来早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熏陶的研究,许多学者往往只注重于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及私塾先生们对周恩来的教育和影响,却忽略了其他很重要的方面。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编审赵春生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周恩来早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除读书外,还不应忽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淳朴敦厚的民俗民风,以及更多的长辈们的行为、风范和吴越古地先贤明哲的思想、品德等诸方面的影响与感化。这是更大量,更经常,更直接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及影响。”     

周恩来打开外交局面

新中国成立的第五个年头，1954年。当时，新中国在世界上还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主要的西方国家仍坚持不承认的立场。然而，一个西方主要国家的外交家却敏锐地感觉到：“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和周恩来。”他还告诫他的西方盟友：“你们早晚都会清楚，周恩来是个不平凡的人。”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对策

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困惑 20世纪50年代西方开始对“现代化”进行系统研究，此后这一概念广泛传播，研究角度也不断丰富和深入，经过60余年“现代化理论”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同时又极具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对于我国来讲，现代化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进程。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论述的体会

正当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和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自治法”),贯彻实施“自治法”,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建国以来的部分著作,作为《周恩来选集》的下卷出版了。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连同已经出版的上卷一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     

要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学习《周恩来选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在党中央不断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今天,读一读《周恩来选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我们倍感亲切。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就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还说:“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