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维护的实践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以南海区“政经分离”改革为例

"制度"是理解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立足南海区"政经分离"的创新实践,发现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行为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面临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实现制度化的创新路径建构有三个重要的环节,即以国家法律为红线进行有限创新,以此获得合法性;通过配套制度的建立,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再通过成本内部化,使得创新能够在科层内部形成有效的循环。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问题研究

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是影响公共福祉的典型政府行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进行合法性审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合法性审查在现实中遭遇着一些难题而处于困境之中,所以需要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功能,树立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权威,在规定中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     

多边主义制度权威与霸权

在国际社会中,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在普遍的行为原则基础之上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制度权威.多边主义制度权威来源于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由于国际社会权力的不平等性,多边主义制度权威与霸权国关系密切,霸权国能对多边主义制度权威形成损害,使多边主义表现出制度霸权属性,而且多边主义自身合法性问题也制约了多边主义制度权威的提升.因此,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努力使霸权国以多边主义制度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减少霸权国与多边主义制度的对立,加强一般参与国对多边主义制度的认同度,增强一般强国对多边主义制度的自愿认同,开启制度法律化的途径,提高多边主义制度权威对霸权行为的制衡力.     

从制度建设到技术治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改善及未来走向

合法性包含法律性、参与性、有效性与正义性四个基本要素。其中,法律性和参与性构成达标型合法性,有效性和正义性构成改进型合法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乡村治理以制度建设为导向,通过法定制度建设赋予广大村民参与性,促进乡村治理合法性达标,但因无法实现治理有效而遭受质疑。进入21世纪,我国乡村治理以技术治理为导向,尝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有效性,但又因技术治理与法律性、参与性和正义性存在张力而阻碍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改善。这就需要将制度建设与技术治理相关联,从增强制度创新性、包容性、正义性与灵活性层面促使二者形成合力,增强乡村治理的合法性信仰,推动乡村社会走向良序。     

党代表任期制与乡村精英治理的优化

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结构性支撑。当下,乡村精英治理的经验事实虽然一定程度上显现其价值与合理性,但是也面临着公利与私利、制度治村与权威治村、长期性与阶段性等治理困扰,需要逐步改进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浙江等地的基层党内民主实践来观察,乡镇党代表任期制从治理主体、价值导向、行为方式等方面为优化乡村精英治理提供了基础与可能。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宏观指引下,可以通过增强选举制度的系统性、议程设置的公共性、依规治党的实效性等举措来规范以村支书党代表为重点的精英行为,夯实推动乡村振兴的治理基础。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行为分析与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形成更加高效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产权安排和激励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降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降低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并在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中寻找到效益递增的发展路径.     

苏共政党权威崩溃的警示

苏共的垮台原因很多,其中苏共权威崩溃的历史悲剧发人深省。苏共权威的崩溃实际上也是苏共面对政治合法性渐失,却无力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来巩固执政之基的必然结果。一合法性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体系行使政治权力或者实施政治治理时获取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它表现为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力主体为强化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而采用合法化的手段;二是社会民众对政治权力主体及其行为持有的一种认可和忠诚的态度。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权威或政党权威的基本来源。在近代政治发展的…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从网约车新政看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

"互联网+"时代不仅给政府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网约车新政是当前政府治理理念的里程碑,给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带来了重要启示,政府应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空间、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坚持立法机构的权威地位。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     

地方治理转型视域中的西方国家执政党治理经验研究

伴随着西方国家地方治理改革的兴起,政党政治与地方治理的关系、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行为逻辑和实践经验等成为政党研究的重要内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及其权力运行规则决定了西方国家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出作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一的特点,它们主要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成为执政党之后通过影响各层级的议会活动推行其理念与政策,在地方治理改革的过程、关系、网络中发挥领导、协调、统合作用。西方国家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实践表明,通过提高政党的适应性、强化政党的社会功能、加强政党的自身建设,执政党可以更好地将政党意志转化为公共政策,维护政党的利益,提升地方治理的效能。     

地方主义行为的制度根源与治理逻辑

地方主义是指在地方治理中以地方和区域利益为第一原则,不顾全局和整体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地方主义不仅与个别领导的作风和素质相关,也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相关。从公共治理的逻辑环节进行分析可知:公共治理的制度体系为地方主义行为配置自主空间;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为地方主义行为提供激励;公共治理的行动能力为地方主义行为限定条件;公共治理的监督体系为地方主义行为留有漏洞。因此,彻底杜绝地方主义行为以及现象,需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根本上加以控制和平衡。     

官商二元化价值观重构

面对严重损害执政党与政府合法性与公信力的官商勾结现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表现出了高度重视和坚决治理之决心:一方面通过严惩腐败以及一系列将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举措,试图铲除官商勾结的制度土壤;另一方面通过张扬官商两道的平等价值理念,重构官     

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催生的多重社会问题需要由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的保护性行动加以遏制，由此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互动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专业行动，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得以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在于：政府制度赋能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自我建构。制度赋能体现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社会工作的制度扩散与合法性建构，通过制度驱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演进；专业建构体现为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建构、体制建构形成对制度驱动的反映性行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专业性回应，由此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彰显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中国社会工作的这种双重发展动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生长，成为有效抵制自由市场扩张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多重风险生成的保护性机制。     

合法性追问：政府规制研究的一个视点

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关注，主要出于效率的考量。而法律学家关注政府规制问题的焦点，则是对其合法性的追问。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合法性的追问，以确实其有效性，矛在此基础上，为政府规制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法律救济．以实现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规制行为的法律控制。     

社区协商的困境、调适与超越——基于武汉市W社区的调查

对于协商民主和基层治理的关系,学界主要从功能论和技术论两种视角阐释社区协商的制度价值和工具策略,忽视了微观治理场景对协商民主合法性的影响,由此带来民主旨趣与协商技术、行政主导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张力问题。基于对武汉市W社区的田野调查,可从整体性视角研究社区协商困境的破解之道,通过历时性呈现W社区公共事务协商的不同阶段,阐发权威式协商和自主性协商的优势和局限。而政社联动型协商可以弥补既有社区协商模式的不足,较大程度地重构政府、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凭借政社联动和技术融入,社区协商的具体场景可以回应其合法性和程序性之间的张力弥合问题,并以利益共识为纽带统合社区协商的价值追求和策略趋向。在一定程度上,W社区协商实践可以为城市基层协商的创新提供一些参考,但仍需要警惕“名实分离”的象征性协商形式的出现。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嵌入研究——基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考量

在全球治道变革的背景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应有之义,是弥补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理性选择。然而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制度实践主体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彼此相互嵌入。在功能替代、合法性空间拓展、关键性资源获取的逻辑驱动下,官办社会组织通过"趋同"与"模仿"的方式回应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需求,对地方政府实施制度性嵌入;民办社会组织则通过主动构建与强势政府的良好关系,对地方政府进行关系型嵌入。而地方政府则由于社会稳定目标的追求,科层控制的行为惯性以及信任土壤的严重缺失,力图通过关系型嵌入与结构性嵌入的方式对社会组织实施反向嵌入。两者间的互动嵌入行为必然导致购买场域的固化,社会组织自主性弱化和社会服务内卷化等一系列消极影响。为此,应促使政府对社会组织由单向行政控制向双方合作治理转变,积极培育双方的互信机制,增强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