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

文化特有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离不开文化共识的塑造;社会治理机制运行需要文化的整合、维系;社会治理效能提高有赖于文化的促进。有效激活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需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共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培育、发展文化类社会组织,发挥其治理主体的作用;创新文化艺术活动载体,丰富社会公共服务的内涵与形式。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民生幸福城市

文化治理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民生幸福城市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深圳在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有力探索,承担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应有责任和担当。未来,深圳需要在突出城市主流文化的目标定位、夯实文化治理的社会基础、彰显经济特区的特色与责任、促进文化流动和文化包容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准。     

乡村治理中的文化运行逻辑

乡村治理体现着基层政府对乡村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管理能力,事关乡村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稳定。但在当前,治理效率低下、自治程度不高、治理权威多元、凝聚力不足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乡村治理质量的提升。重视乡村治理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根源、通过政治文化认同来坚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乡村民间权威的培植来挖掘利用乡村治理中的自组织资源,是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效率的理性选择。     

新型乡村软治理的逻辑理路、再造困境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

乡村软治理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基层治理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模式选择。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软治理可以以隐蔽的形式使政府的治理方式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柔性疏导、协商民主、文化挖掘、乡贤治理等多种社会微领域的机制创新,依靠共同体的威信、信誉和舆论加以保障,改进乡村治理。乡村软治理自古有之,但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基于历史—治理—文化视角,软治理正面临内外资源分化割裂、协商治理迟缓乏力、乡土文化衰败断层的再造困境。新型乡村治理的实践优化应从加强治理主体治道变革、创新“三治”融合机制、重建乡村文化体系三个方面实施,实现软权、软法、软术之治,以期实现村社善治。     

文化治理在网络空间的展开维度及其推进路径

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存在密切关系,进而造成网络空间存在的失序与失范现象会深刻影响着现实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刚性治理解决不了网络空间的所有疑难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在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的方式相对较活、力量相对较强、成本相对较低、效果相对较好,这既是文化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方式的优势,也是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的重要意义。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必须明确四个维度,即理念维度、主体维度、客体维度、效果维度,这是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的前提。对应四个维度,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即牢固树立文化治理的理念并落实到网络空间运行中、全面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并投入到网络系统优化中、持久推进文化治理的行动并深化到网络环境改善中、严格运用科学有效的评估并贯穿到网络治理全程中。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失的社会影响与改进对策

公共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既承担着大众娱乐职能,也发挥着社会教育、政治动员、凝聚价值认同等社会治理功能。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处于公共文化产品供应不足,服务机制缺失的状态,存在经费不足、人才缺失、体制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不仅农民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给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利于促进农村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发展,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

道德治理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治社会中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等方面来论证这一命题,使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结合获得现实可行的操作性,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道德治理的重要作用。     

村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认同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深度渗透、社会流动频繁等原因,农村自然共同体趋于解体。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村社共同体是建立在组织化政治参与和理性化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村社共同体。本文从"难点村"治理的角度,探讨如何扩大村民自治中组织化政治参与,发展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和公共精神,培育社区文化认同等问题,从而建构"难点村"治理的村社共同体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应在制度与法治硬约束的背后,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渗透于治理的推进者、治理的承受者、治理的纽带、治理的绩效以及治理的环境之中,可谓治理的精神内核。基于"基层"之治理现状,要积极采取诸如情感共鸣、价值引领、仁孝博施、教育沁润和互助共荣等举措。还应从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核心价值日常化为行动信条等三大文化发展战略来改进基层治理。     

论中国特色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的构建

从绿色发展到绿色治理,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治理方式转型的进程,也是治理文化体系的"绿化"过程。中国特色绿色治理文化体系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梦为时代感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优化发展模式、净化政治和社会生态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社会共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机制的总称。通过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的"制度—非制度"因素双轴联动,凝聚社会共识,让绿色治理文化内化于公民之心,外显于公民之行,促进健康和谐社会风气的形成,实现政治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绿化",以及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共同"净化",进而为全面推进绿色治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绿色文化基础。     

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命题是：确立文化治理的地位,同步实现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制度保障力量让亿万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获得文化实惠、共享改革开放文化成果,并以更大的热情和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单纯的法律及制度建设问题,还包括了观念更新、文化自身改革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     

官僚主义的文化根源与治理之道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影响范围广、存续时间长、表现形式多样,目前已经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顽疾,治理难度大。治理官僚主义不仅要从政策和制度角度入手,还需要从其产生的文化根源中去寻找对策。从历史形态上来看,官僚主义文化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高度契合;就其现实形态而言,官僚主义文化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因此,要形成治理官僚主义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引领、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强化行为约束、完善治理官僚主义的制度体系实施制度规范等三者结合起来,多管齐下达到治本的目的。     

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文化向度

从文化向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精神文化。它不仅是立党强党的精神财富,更是国家治理的精神支撑、民族复兴的精神引领、人民幸福的精神源泉。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视域下,应从培育社会文明风尚、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传播中国精神等方面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产生,具有其深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历史基础。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宗法血缘制社会的政治基础、关于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文化思考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贪贿盛行的社会现实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廉政价值取向的君本性与廉政价值的工具化、廉政实践主体的单一性与实践基础的薄弱性、廉政实践模式的德治主导性与廉政治理的人治化等,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基本特征。实现传统廉政文化中廉政教育文化、古代清官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廉政监督文化和反腐惩贪文化等主体内容的现代转化,对于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廉荣贪耻的文化氛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展开维度与行动策略

公共文化治理与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二者间存在价值耦合关系。文化自信为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逻辑依据，是保持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理性的价值标准；为公共文化治理指明了方向，给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动力源泉。坚持文化自信指引是解决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法，文化自信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治理应从四个维度展开，即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场域、公共文化治理的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间关系、公共文化治理的行动机制。公共文化治理还应明确具体行动的策略，表现在以下环节：以文化自信为宗旨确立公共文化治理行动目标、以文化自信为主线构建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模式、以文化自信为指南创新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机制、以文化自信为依托再造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流程。     

文化虚无主义的样态透视、成因反思与治理进路

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中华文明史、否认中华文化、否认中华民族精神的错误社会思潮,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呈现,表现为鼓吹“以洋为美”的文明观、宣扬“告别革命”的历史观、推崇“娱乐至上”的消费观、推销“消极庸俗”的价值观,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构成严重挑战。其产生原因在于,受到主体、环境、技术、历史等多维因素影响。基于此,要从批判文化虚无主义本质、提升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力度、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增强民族文化弘扬力度等方面,不断增强抵制文化虚无主义的免疫力和自觉性,捍卫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治理效应——基于黄淮市“周末一元剧场”的调查与思考

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考察是否以及如何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时,要摆脱纯粹的效率考量,立足于社会效益。通过对"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黄淮市"周末一元剧场"走向的考察发现: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社会带动作用和文化治理效应。     

"枫桥经验"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及其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是夯实治理基础,推进新时代治理现代化稳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出现的"空心化"、人才流失、治理失序等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更加充分和平衡发展的"拦路虎"。当前,围绕基层司法治理的实效性,梳理"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无讼""自治"以及"实体正义导向"等本土文化传统,实行以人才"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优化基层法治的治理路径,统筹培育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法治格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更是弘扬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     

乡村振兴语境下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乡村文化自信,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振兴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说")和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文化冲击、乡村文化本身创新性不足等因素影响,乡村文化自信培育面临困境。有效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必须在把准价值导向、契合主体需求、夯实现实基础、激发多元参与和实现转化创新等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