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争取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尽力争取和平,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为此在国共谈判中不惜作出重大让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对国内和平一度表现出乐观。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出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制止大规模内战的发生。抗战胜利后中共对于和平的真诚态度,还从一些解放区对部队的精简复员工作中体现出来。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国共和谈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命令向全国进军。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继建立鄂豫、江汉、桐柏、陕南等解放区。中共湖北省工委(后改为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积极开辟第二战线的工作,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争和平的运动,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 在湖北全境即将解放的形势下,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湖北省委,     

关于苏区的"中共中央局"署名考

1931年至1934年间,中共中央从未改称为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内部也从未设立过中共中央局这一机构,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以后,也从未使用中共中央局名称进行活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中共中央局"这一名称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简称.     

"以人为本"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南京谈判“和平诚意”辨析

1946年5月至11月,国共美三方在南京继续举行的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形势下,中共参加南京谈判的基本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怀有“和平诚意“?长期以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讲“和平诚意”,那实际上就等于怀有和平幻想.和平既不可能实现,就无所谓抱有和平诚意,然而.对南京谈判进行客观全面的考察,不难看到,中共参加这次谈判具有两手准备,即:通过军事胜利和谈判斗争,改变力量对比.制止内战,挽救和平,争取和平不成,也以自己对和平的最大诚意,团结和教育全国人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以战争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正如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指出的:“蒋之目的,在于消灭解放区,破坏和平,我之自卫目的为粉碎蒋之进攻,实现和平”;“我之全面抵抗并非表面(明)全面破裂,只要无条件停战,用政协办事.就可言和”.(周恩来、董必武关于我之宣传要点及谈判方针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8月19日)     

张国华：第一位进西藏的我军高级将领

1949年12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军长的张国华带领所部胜利完成成都战役后,进驻川南地区第二天,中央军委任命张国华为川南行政公署主任.1950年1月10日,在他到职的第四天,就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打来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到重庆曾家岩西南局驻地.到重庆后,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于迟"的指示,决定由张国华率领第18军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任务.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复决定组成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十）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在长征中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和红军一方面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方面面临着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时又必须面临并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尽管中共中央一直坚持对张国焘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然而张国焘却一再拒绝中共中央苦口婆心的忠告,一意孤行,在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仍然坚持其“乘势南下”的错误主张。同时,他密电右路军的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右路军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飞马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     

新湖南“第一任”省委及其工作部门主要领导

１９４９年８月４日，湖南和平解放。８月２０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湖南省委，由１６人组成。省委下设的办事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策研究室。黄克诚省委书记湖南永兴...     

"一念之差"两殊途--黄炎培、张君劢在伪"国大"门槛前的抉择

Ａ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１９４６年１月，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这五项协议案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和平有望，举国欢庆。但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政治舞台上也呈现出“…     

沈阳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和平建国纲领》有关条款的规定,沈阳市民主政府于1946年2月15日在沈阳南郊陈相屯召开了沈阳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中共中央即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派遣10万大军2万名干部挺进东北。10月,中共沈阳市委、沈     

3“A”急电催促“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7月29日,在鲁西南重镇菏泽城北一个简陋的民房院内,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正在散步.刚刚指挥完著名的鲁西南战役,两人难得这么轻松一下. "报告首长,紧急电报!"参谋人员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交给刘伯承.刘伯承只粗略地看了一眼,脸色便立刻凝重起来,邓小平连忙接过了电报.     

“自我”的哲学—经济学探索

自我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经济意义.剥离了"我的"、利益、财产那种纯粹的、赤裸裸的"我",就如同剥离了属性的实体一样,是不存在的.反之,自我占有适度的财产,对于人的独立自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服务型政府”探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又是政府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也是我国深化各项改革 ,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发展过程中 ,需要进一步廓清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本质。服务型政府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 ,将有限的公共资源优先用于公共服务支出。服务型政府是由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及透明政府等四个结构要素共同支撑的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是公民需求导向型的政府 ,体现为从“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公民需要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     

评《邓小平生平研究史》

周一平的新著<邓小平生平研究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对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邓小平生平研究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邓小平生平研究的学术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经仔细阅读,在有所获益的同时,也感到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中断性”语境下的儒学发展“三期说”

以往对于儒学史的研究大多是在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下展开的.无论是"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所强调的都是儒学义理间的"连续性".从"中断性"研究视角的概念出发,儒学史是在"连续性"与"中断性"的相互纠葛下完成的.以"中断性"为视角治儒学史并非意在否定"连续性"的研究,而是意在为儒学史研究提供一种立体性的多样化的研究视域.基于对儒学史的变化因子的分析,儒学史分别经历了三种形态"实存道德描述形态"、"形上学形态"和"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现代新儒学既不是独立的新形态,也不是"接着宋明儒学讲",而是"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发展.这便是儒学发展"三期说".     

对“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的原则性构想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伦理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既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揭示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精神,思考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发现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贯彻和落实这种服务精神的现实途径。     

推进“电子党务”建设的几点思考

在网络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今天,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条件来促进党务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是有效途径。本文主要探讨了电子党务的概念、意义、发展关键以及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以求探索适合我党“电子党务”的发展模式。     

高玉宝“战士作家”的来历

半个多世纪前，著名“战士作家”高玉宝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出版发行后，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其中《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还编入了中小学课本并拍成了电影。然而，高玉宝“战士作家”的来历却鲜为人知。一次，高玉宝与笔者闲聊时，讲述了他的“战士作家”来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悖论"及其解决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依据,运用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方法,证明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范畴既是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的范畴,又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反映生产关系性质的特殊范畴。在此基础上,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分为市场经济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部分,解决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一些矛盾。     

构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之初步设想

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俗学"与"俗史"研究得最充分、进展最大的是文学,其次是史学.虽尚无人出版一部<中国俗史学史>,但毕竟已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进展最慢的是哲学,至今还没有人提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这两个概念.从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到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它们代表着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建构"中国雅哲学(史)"之努力.但从他们对于"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界定看,还应有一个"中国俗哲学(史)"的存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领域之观点,既都有上位与下位之别、雅与俗之别,我们能构建出一部"中国雅哲学(史)",当然就有可能构建出另一部"中国俗哲学(史)".就其地位看,"中国俗哲学(史)乃是中国哲学(史)之"重心",没有"中国俗哲学(史)"之复兴,便没有"中国哲学(史)"之复兴;没有"中国哲学(吏)"之复兴,便没有"中学中理"之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