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职权关系和组织关系比较

<正> 一、中央与地方取权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划分上。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又可分为:联邦制国家成员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的划分和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的划分;立法领域的职权划分和行政领域的职权划分。     

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

虽然主权概念将继续长期存在,但是主权的意涵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终极的、神秘的、不可名状的权力,而只是政府或人民在实际统治过程中行使的具体权力之总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主权"也具备不同的结构和特征,但是一旦进入具体制度领域,主权概念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单一制国家的"主权原子"可以和联邦制国家具有同样复杂的结构,甚至可以比联邦制国家更"分裂"。关于主权理论的探讨表明,"主权"在当代基本上只是表征国家核心权力的一种方便的称呼。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日益衰微、新型国家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下,主权概念的实际意义必然不断下降。与其在理论上纠缠不清,不如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国家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分配。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必须谨慎考察和处理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的关系。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地方自治是否具有宪法地位。实践表明,单一制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和联邦国家同等程度的地方自治。究竟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更能促进地方自治,目前并无定论。只有告别传统主权的概念范式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研究才能开启一个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新时代。     

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国际比较与借鉴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在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在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和权限基础上,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宪法和法律规定。     

港澳特别行政区与美国联邦制下州的自治权比较与分析

港澳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单一制下地方行政区域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权力远远高于我国其它各省、市、自治区,形成了我国具有某些复合制特征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港澳特别行政区与美国联邦制下的各州在权力来源、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外事权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上）

世界主要国家族群关系的模式可以概括为集权控制型、平等融合型及族群联邦制,族群联邦制的成败是关注的重点.中国及各国相关经验表明,族群自治是维持社会和谐与国家统一的制度保障.要长期保持族群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只是依靠严厉惩罚或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中央意图再好、政策再理性,执行过程也会走样.要从根本上消除族群矛盾,必须从完善制度入手.不论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族群矛盾,而妥善解决族群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族群联邦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族群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地方自治和个人自由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逻辑关系分析

<正>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从而也决定了我国的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关系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且,政策是人们利益的具体体现.中央政策反映的是国家利益、全局性的利益;地方政策反映的是地方性局部利益.不同的利益关系使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复杂性.我们用Tla圆表示地方政策,其中Tla线为地方基本利益线;用T2b圆表示中央政策,其中T2b线为中央基本利益线.(如图(1))     

政府职责体系的国际比较

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是我国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任务之一。当前,我国政府在横向与纵向间政府职责体系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本文以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涵盖了单一制与联邦制的西方国家为例,在横向与纵向分解上分别对这三个国家的政府职责内容、相互关系以及运行机制进行了简要的研究与分析,以期得出对我国进行政府职责体系改革有益的参考与启迪。经分析发现,在横向上,"大部制"改革仍是主流趋势,但各国更注重的是在本质上提升部门分工合理性以及部门行政效率,而不是表面上部门数量的增减;在纵向上,各国均实行职责异构模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责体系做出了科学与明确的划分,并以法律与财政等手段确保其职责体系能够高效运行。     

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概念新探与价值取向考察

管理的侧重点在于运行,模式的侧重点在于结构和功能。所以,在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所谓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就是与＂中央政府＂相对称的,设置于各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机关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行的三位一体与有效整合的范式。我国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应为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有限行政和问责行政。     

行政区划体制合宪性问题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对于我国出现的行政区划体制合宪性问题,国际上德国、法国及日本都有各自的宪法性案例及宪法性解释可供比较与借鉴。宪法对地方组织体制的规定不可能十分详细,我国地级市设置及市管县体制是合宪的。虽然国家立法者拥有广泛的裁量权,但行政区划相关法律制定应遵循一定的宪法性原则,行政区划实施也应有法律来规范以保证其严肃性。     

单一制国家权力配置规范化的路径选择

当代单一制国家的次国家单位既包括普通行政区域,也包括各种享有不同自治权的自治单位和行政特区。对单一制国家为什么会采取多样的次国家单位形式,单一制理论未曾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由此在次国家单位多样化发展出现超出现有权力体制规定时,单一制国家只能被动应对。要克服这种情况,就要使单一制理论突破对权力配置的静态阐释。从纵向权力配置的动态过程来看,次国家单位的多样化植根于社会共同体的多样化需求,只有建立社会共同体对次国家单位权力组织的诉愿表达和中央统一权力配置过程之间相互沟通的规范程序,将次国家单位发展过程整合到统一的法治体系中来,才能保持单一制国家统一权力体制的稳定和权威。     

制度的彻底变迁与三农问题化解

在我国,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在严重程度上并不是相提并论的三个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我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制度性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制度变迁,实现“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城乡分治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变迁,全面变革我国的行政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     

全球化语境下主权和法治的关系

通过分析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主权和法治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民族国家主权是导致法治被限定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和法治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和全球治理联系起来。本文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主权形式发展趋向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并不必然选择法治作为其治理模式。但是,法治却是保障全球治理成为“善治”的必要条件。     

依法行政与行政体制改革

完备的行政体制是依法行政的基础。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有必要进行大的改革:进一步推行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中央和地方实行法律分权制;确立权力适度分立的政府结构;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对其职能部门的控制。     

论八二宪法中的央地关系

八二宪法第3条第4款实际上并未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规范模式,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探索性的政治理念。中国独特的人民主权运作结构使得宪制意义上的央地关系与经典的＂命令—服从＂式单一制特征相区别。在具体制度框架中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张力,其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国家理性。制度设计者对央地关系思考并不成熟,国家结构形式有待实践探索。     

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一直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始于1982年的法国地方分权改革在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增进地方民主的同时,也给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即法国政府如何解决中央权力撤出后对地方事务缺乏监督和制约的问题。为此,法国政府改革了监督手段,完善了监督机制,通过宪法委员会的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司法监督,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分权后对地方自治团体监督缺位的问题。对照法国的经验,我国在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应该发挥法制在对地方监督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监督法制化,建立独立和权威的监督机关,强化对地方的财政监督和加强司法监督,以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