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公私合作关系中的特许权协议研究

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的精神,财政部开始大力提倡公私合作关系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公私合作关系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逐渐在全球兴起的一种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它起源于英国,在全球尤其是欧盟国家的公共服务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私合作关系内涵丰富,方式多样,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特许权经营模式。所谓特许权经营是指政府为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提供特许,由私营公司或外国法人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安排融资、承担风险、开发建设,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营项目以获取商业利润,最后根据协议将该项目转让给政府机构。欧盟作为公私合作关系最发达的地区,已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规范和判例法体系。因此,本文选取欧盟公私合作关系中特许权协议为研究对象,在理清其发展脉络和立法进程的基础上,着眼于特许权协议的基本原则、法律性质和一般规则等问题的研究。笔者希望在归纳、总结欧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能够为下阶段我国特许权协议的立法工作提供法律对策。     

论BOT特许权协议的法律地位

BOT投资方式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 ,但在其特许权协议的法律性质认定上却分歧甚大。通过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及其与相关制度的分析对比 ,本文认为应将该协议定位为投资东道国国内的一种以民事合同为基础 ,由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相混合而形成的特殊合同关系。     

我国BOT投资制度设计中的若干问题

BOT投资方式在我国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但其进展并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程度,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备是主要原因之一。理性地设计项目相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建立科学的BOT投资法律制度的前提。本文着墨于BOT项目的股债比例、汇兑管理、政府的商业性保证和政策性保证、项目资产抵押、项目主办人、特许权协议的性质和法律适用等主要法律问题的分析,希冀对BOT投资方式的制度设计有所裨益。     

论矿业行政特许权的正当定位——基于行政特许权设置的国外经验与制度甄别

矿业特许是矿业管制的核心制度。关于矿业活动的行政特许制度的基本功能界定：在国外,行政特许是矿山企业可以进入勘探和开采矿产市场的社会管制性行政活动,管制目标是为了公众利益的目的而普遍禁止进入矿业市场,管制实质是政府按照法律所明确的标准对企业要求进入市场的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后,决定准予中请企业进入市场并在进入后对企业进行监督的行政行为;在我国,行政特许则成为政府直接分配稀缺矿产资源的经济活动,而且在理论和制度方面都如此界定。我国对行政特许功能的界定,是导致政府管制错位和缺位、阻碍矿业制度科学构建的主要因素,是现行立法的一个重大失误,而且并没有被我们发现。文章基于行政特许权设置的国外经验与制度甄别通过比较研究得出,行政特许授权是严格的政府管制活动。     

试论我国BOT项目中的特许权协议及相关法律问题

在BOT投资方式中 ,特许权协议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与作为签约一方当事人的外商投资企业所签订的授予该企业承担公共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建造、经营和维护的法律文件 ,规定了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它是基础合同 ,是其他协议存在的前提 ,在整个BOT项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探索矿业环境行政合同

作用越来越大的矿业环境行政合同,必须明确区别于一般行政合同特别是民事合同的特性才便于合理适用。矿业环境行政合同,是政府管制时利用市场的工具,这一民主创新能明显提高行政效率。此种合同是矿业市场特许权授予中的组成部分,形成于行政审批决定之前;矿业社区民众因公民环境权而成为合同的第三方主体;施行强制性实际履行原则,以及开发主体的动态性与合同的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借鉴德国行政法,隶属关系的行政合同可实施即时的强制性执行方式,但要事先约定。     

宗教事务治理的法治化进路

提高国家治理现代与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都要求改变现有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创新,宗教事务治理在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与治理过程方面需要获得法律制度的支持。在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多样化治理方式、治理程序以及治理机制等方面,宗教事务治理具有强烈的法治需求。作为回应,宗教事务治理在多元治理主体结构法定化、多样化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法治程序制度塑造、动态化法律治理机制构建等方面,法治的建构作用无可替代。     

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构建及其公司治理法律机制研究——基于天津市宅基地换房实践的视角

我国一些地区农民以宅基地换房等方式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尝试，牵涉到生产或生活方式的巨变。其中生产方式的载体按我国现行公司制度肯定不行，如果仍按农民原有的合作社组织恐怕也不行。能否把前两者嫁接起来。探索一种新的符合中国新农村特色的企业形态，这就需要地方或中央立法来探索，对现行企业制度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进行创新。所以，探索构建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即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应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制度选择。在构建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时，其中企业形态或地位、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相应的风险保护机制等方面应是考虑的重点。在国家统一立法未出台之前．天津可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进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制度创新与试点。     

BOT投资方式的法律问题和立法研究

ＢＯＴ投资方式的法律问题和立法研究沈伟ＢＵＴ系指建设（ｂｕｉｌｄ）——经营（ｏｐｅｒａｔｅ）——转让（ｔｒａｎｓｆｅｒ），亦称“公共工程特许权”。它是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盛行的一种基础设施投资方式。英吉利海底隧道、悉尼海底隧道等工程都采用了这一方式。研...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变革: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日益成为政府治理领域的焦点议题之一。作为一种技术和思维方式,大数据不仅给政府治理变革带来了重构组织结构、再造政府流程以及优化决策机制等诸多机遇,而且还对政府治理思维转变、能力提升以及“大数据适应型”政府的建立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为了建设大数据适应型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政府部门必须进行治道变革,将转变治理理念、加强技术运用、完善制度供给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新路径作为变革重心。     

城市社区综合治理新机制的实践探索——以济南东风街道办为例

在新形势下,城市社区尤其是地处城乡接合部的社区,正视存在的突出问题,创新机制,妥善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办进行了创新机制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他们建立"三工四联"制,创新服务网格化管理;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创新合同监管、项目竞标工作;不断加强司法所建设,努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源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实事惠民生。     

典型治理: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的结构与逻辑

作为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类型的典型治理,是在党和政府执政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体认基础上生发而成。从机制比较的中观视角看,典型治理回应的是科层失灵的组织命题,其理论底色贯穿了"科层-运动"共生式国家治理逻辑的不同侧面,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治理方式。以此为理论基点,通过细致剖析典型治理的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揭示了行动主体的互动方式和行为策略,完整阐述了典型治理的理论构型过程,勾勒出治理结构的内在轮廓。独特的治理过程激发了典型治理作为非制度化手段的多重效用,在弥补锦标赛理论不足、加速创新扩散和缓解行政惰性等方面功能性显著,但动员式内核由于受政治权威影响较大,当考核体系出现漏洞以及形式主义抬头时,典型治理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治理资源的分配会出现失衡,甚至产生虚假典型和合谋典型等异化表现。最后,共享的科层研究议题搭建了典型治理同其他政府治理机制比较的桥梁,以典型治理为核心的理论谱系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前者基于共性和特性指征的理论分析边界,有利于深化对我国政策执行过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认识。     

民主政治的产业组织与政治企业家理论

以Hotelling-Downs传统为基础的政治竞争的投票模型忽视了民主政治的复杂结构。本文在Tullock自然垄断特许权竞标的民主模型、Niskanen官僚政治模型以及Weingast-Marshall立法委员会组织模型基础上分析民主政治的产业组织。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契约以及较高的交易成本等所导致的政治市场的内在无效率,民主政治的产业组织为政治企业家提供了策略性活动的空间。政治企业家的策略性活动有助于理解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变迁的过程。研究民主政治的产业组织将为探索内生于政治过程的政治企业家理论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基层治理中的局部空转:现象图景及其有效治理

基层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根基。但是,频繁显现的"局部空转"难题已经从基层治理中的一种行为演化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已经浸淫于基层治理的诸多领域,并与基层治理勾连在一起呈现出象征性治理、选择性治理、替换性治理和规避性治理等多种面向。从机制层面看,基层治理的局部空转问题主要源于制度体系效能不足、基层权责机制不匹配、科学考评机制欠缺、有效激励效能不足等症结。基于此,亟须从基础层面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中观层面着力实现有效沟通、微观层面为基层注入充足动能等方面终结局部空转难题,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从“强制治理”到“合作治理”——区域警务合作治理理念转型探析

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开展主要是依靠上级政府强制展开的。这种治理方式对于完成特定的警务任务有着显著的效果,却也存在着非制度化、形式化、短期化和唯上级化等弱点。合作治理是一种以合作博弈为理论基础,寻求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建立合理规则为主要合作机制的治理理念,具有更高的社会治理效果。为了进一步提高区域警务合作的治理效果,有必...     

论户外空间资源的法律性质与户外广告设置中的权利

近年来,私有建筑物户外空间不断被地方政府以特许使用的方式进行有偿出让,而支撑地方政府这一做法的法理依据是户外空间的公共资源属性。但依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属于特许利用的空间应仅是指那些在私有空间之外政府基于其对土地、公共建筑物的所有权所形成的公共空间,私人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空间资源不属于公共资源的范围。基于此,当事人利用建筑物设置户外广告的权利立法应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利用私有建筑物和私有空间设置户外广告的权利,这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二是利用公共建筑物和(或)公共空间设置户外广告的权利,这是一种公法上的特许权。作为规定特许权的地方立法,其立法权应仅限于公共空间资源的利用。     

新型社区治理困境的破解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北京市品苑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为例

对商品房小区的管理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怎样的社区治理机制适合新型社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社区体制有利于突破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和谐宜居的社区生活环境？本文便带着这些疑问对如何破解新型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社区治理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个案研究表明以社区自治的方式治理新型社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强大生命力。以业委会为组织基础的社区自治在解决社区纠纷、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目前条件下实现社区大自治治理的现实路径和过渡环节。同时,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必须从新型社区的特征、社区成员的特点,以及对各种治理机制的比较来入手。只有符合新型社区需求的治理模式才能获得居民的认可,只有新的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作用才能持久。     

对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中有关问题的研究

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重点是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机制,为了避免“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应建立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法人治理机制,完善对信用社经理人的制约和激励机制,扩大监事会的权力。但是股份制不是灵丹妙药,可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不同的方式。     

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临海“乡贤+治理”模式为例

当前,治理资源不足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内生性不足的农村社会亟需引入优质治理资源并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浙江省临海市在镇——村级协商民主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三大平台,进行了四种协商的分类和提供四大机制的保障。乡贤作为一种治理主体,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有一种外在性,这种外在性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和弊端所在。临海市"乡贤+治理"模式经验表明,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