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

“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术语，从其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流变之中。近代以来，洛克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有较深刻认识且后者对前者有较大发展。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正确地阐述了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蕴含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高峰。     

市民社会研究与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

本文从市民社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角度对市民社会理论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梳理，并且对市民社会讨论集中关注的三个主要领域：即市民社会的定义、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以及市民社会在促进民主和巩固民主中的角色问题等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几点看法。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马克思学说的重要范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学说有其优缺点，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批判改造中走上了通往唯物史观的道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主要集中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理念”发展的中间环节；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则主要集中表现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建设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历史性范畴，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市民社会具有典型的西方传统，所以很多人对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市民社会形成和发展基础，同时市民社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却是我国要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回顾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来阐述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基础和呈现的特点，从而提出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有效路径。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建设最终将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构建核心价值观。     

市民的依法行为:依法治市的一个重要方面

市民的依法行为和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构成了依法治市的两大层面。市民的依法行为在依法治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完善相关立法是市民依法行为的前提；鼓励市民依法参政、议政，以推进城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弱化传统权威和单位权威，强化崇尚法治权威；培养法治精神，形成法制环境，使市民自觉学法，守法和用法     

江苏省江阴市：市民走进人代会

为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拓展公民知情知政渠道，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民主政治，使之更多地了解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情况。提高人代会的透明度，江阴市人大常委会在今年的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首次邀请了20名市民旁听人代会。这些市民代表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中有工人、农民、社区工作者、教师、个体老板，基层干部。人代会期间。市民代表们全程参加了人代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对旁听人代会的机会。他们都分外珍惜。他们认为，作为市民代表．应邀旁听人代会，这是市人大尊重市民，了解民意，体察民情，     

构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儒家文化如何在场——以契约精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民社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无法避开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理论上迫切需要准确界定两者的关系。关于儒家文化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影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障碍说和资源说。实际上，儒家文化和市民社会的根本价值追求不同，但目的不同并不否定效果的相似性。儒家文化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主要有三种影响：阻碍性、契合性、保障性。恰当的做法应该是，以市民社会基本价值特征为“体”，以儒家文化为“用”，对儒家文化动态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构建路径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市民社会迅速崛起，它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存的制度环境难以适应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存在监管困难、信任困难、资金困难、公众参与困难等问题。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来自于政府的呼吁和扶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和政府表现为同质性。因此，在现阶段，政府主导仍是市民社会构建的主要路径。     

试论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哲学与市民社会内在契合的历程

从康德到马克思都面临着对市民社会进行哲学解构的难题,他们各自遵循独特的思维方式,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结构、利益关系、发展趋向等等在抽象的思维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只有马克思才真正科学把握了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性质和利益本质,发现了无产阶级是推动市民社会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通过创建新的政治经济学最终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内在运动规律,达到了对市民社会的科学认识。     

“五个重庆”建设情况的调查结果分析

对“五个重庆”建设情况进行阶段性调查评估，能够客观地反映重庆市民对“五个重庆”建设的满意度情况。通过对市民满意度的深入调查，不仅能更好地了解民意、倾听民声，也能更准确、客观地反映广大市民对重庆建设的需求，从而为解决“五个重庆”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借鉴意义。     

对2010年广州市公众安全感与治安满意度调查的思考

2010年广州市公众安全感与治安满意度调查显示：近年来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治安工作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但从中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社区警务、社区治安、生活状况、政府公安安全治理情况等因素都对市民安全感和治安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要最大限度地增加使市民感到安全、满意的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使市民感到不安全、不满意的因素。     

论新社会阶层与市民社会的共生结构与互动逻辑

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两者共存共生、双向互动。新社会阶层是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市民社会是我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但是，在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培育市民社会，实现新社会阶层与市民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重要作用。     

百姓平安是第一工程——枝江市创新社会管理强化巡防安保工作纪实

隆冬时节，异常寒冷，但枝江市民的心却暖洋洋的。牛年岁末，宜昌市执法巡视组通过暗访得出结论：“市民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到97％，枝江治安真的好了!”     

卑顺、蒙昧的主体：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的市民社会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所描写的中下层市民社会群体，整体上具有懦弱、卑顺、服从的特征；所反映出来的市民群体的思想意识，是以权力为本位，以攀附高层权力为人际交往原则。形成这些性格特征和思想意识的原因，主要是中下层市民群体长期处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和束缚下，对专制政体形成一种惯性心理状态，很自然地接受这种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等级制度强加给他们的身份和等级层次。这种市民社会实际上是专制等级社会体制下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     

青岛市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对324名青岛市新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1）青岛市新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低于普通城市居民；（2）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年龄对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4）婚姻状态对青岛新市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信心有显著影响；（5）不同居住状况对青岛新市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但不同居住状态对其目标价值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的影响差异显著；（6）受教育程度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知足充裕、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心态平衡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宪政建设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良好发育

市民社会是宪政建设的基础。中国的宪政建设将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与成熟。市民社会通过培养了宪政文化。形成了社会权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局面等方式为宪政建设奠定基础。在当下条件下构建市民社会也应从多方面努力。     

社区建设研究文献综述

大量研究对社区建设的发展路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社区建设是一个依靠国家力量自上而下推动的过程，这类观点可称之为“国家主导论”；第二类观点强调社区建设是一个市民社会不断发育，并借助市民社会力量促进社区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主’与‘自为’的社会自我支持系统的过程，这类观点可称之为“市民社会论”。     

市民素质与社会发展初论--以贵阳市为例

市民素质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科学素质、道德素质、审美素质、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的统一。市民素质的提升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体现。市民素质的提升将更有利于贵阳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提升市民素质的有效机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提升市民素质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以实现贵阳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南京“新城市市民学堂”的调查与思考

“市民学堂”是南京构建学习型城市的一座重要平台。通过对南京“新城市市民学堂”的举办动因、运作模式、讲座内容、实际效果等方面的充分调查与分析,认为“市民学堂”适应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满足了广大市民学习文化、享受文化的渴望,在南京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进一步办好“市民学堂”,更好地发挥“市民学堂”的作用,应注重保证讲座的长期性,增强宣传的实效性,提高运作的效率,扩大“市民学堂”的辐射面。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下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黑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并将其纳入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的探讨,就是从批判黑格尔逻辑法哲学中有关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开始的,并从中得到巨大的启发,并完成了对它的改造,赋予“市民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全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