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从道德维度看,体现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明大德"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友善",从道德维度分析,体现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守公德"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从道德维度看,体现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守私德"的道德要求。其中,"友善"既关乎"公德",也关乎"私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既统一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也统一于新时代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故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加强新时代的道德建设。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领导干部道德品行

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升领导干部道德品行有着积极意义。本文从传统文化视域,即大德意识、公德情怀、私德修养三个维度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问题展开分析,进而寻根溯源、以古鉴今,用优秀传统文化来破解领导干部道德品行提升的难题。     

梁启超国民素质培养观念的体系性认识

近代以来,将提升国民素养作为解决国危时困的基础与前提已经成为共识,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论则是最具体系性的国民素养提升方案。他认为强国要从"新民"开始;"新民",即国民素质的培育要重视"内"部素养("私德"),更要重视"外"部素养(公德);公民素质培养应以"内"部素养("私德")为基础;"私德""公德"的内涵很清楚,"私德"的培养是我民族传统所长,方式方法无需外求,"公德"的培养是我民族传统所欠缺,应多学习西学所长。整体上看,梁启超的国民素质培养体系("新民"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这是当时国家强盛目标对国民素质体系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能忽视个人私德

个人私德是与社会公德相对而言的。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即列宁说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个人私德则是指个人私生活中有关个人的做人品德、作风、习惯等,即古人所谓的“修身立德”、“克己复礼”等。“德,国家之基也。”“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人无公德便‘不能群’,无私德则‘无以立’”。可见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品德的重视。人要在人群中和谐生活必须讲公德,要自立修身、自我完善,必须讲私德。个人私德的修养和操守,是     

莱州市三德工程实践的思考

在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道德滑坡已成为世人所认知的一种共识现象。而公德和私德作为伦理学道德的两大范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就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莱州市“三德工程”的具体实践,让我们从中找出了公德和私德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的途径和方法。莱州市把“三德工程”建设的着力点,放在“责任”这样一个环节,它初步形成了一个家庭责任、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道德责任体系,解决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和机制建设问题,为积极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参考。     

坚持"以德治国"推进道德建设

按照“以德治国”的要求 ,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为此 ,我们必须狠抓以社会主义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重要内容的“三德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遵守道德规范 ,提高道德素质。同时 ,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领导。     

厘清公德性质回归公德建设的基础性

公德建设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因此，建设和谐社会，提高综合国力，道德建设尤其是公德建设是其重要的内容。正确地界定公德的性质，科学地把握公德的作用，是深入开展公德建设的理论前提。     

耻感教育:当代大学生道德建构的重要维度

耻感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要素.耻感教育作为一种心理和文化途径的统合体,理应成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重要维度.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割裂和耻感教育的缺失、转型期社会道德评价和规范标准的混乱、高校治理过程中某些不端现象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代大学生耻感淡化,道德现状令人堪忧,耻赙教育的回归势在必行.在私德教育、公德教育和职业伦理教育中,高校应采取开放、互动、柔性、内化的模式,将耻意识的培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耻感的心理和文化机制转化为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建构工具,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优秀的大学生公民.     

"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

“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不同。传统礼治的根本原则是确认和维护社会的等级差别,“以德治国”的根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治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等级社会的人际和谐、社会统一,“以德治国”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现代德治要摒弃传统礼治中的封建糟粕内容,批判吸取和利用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国家治理的独特作用。     

中西人性论的不同倾向及其对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中西传统伦理文化的不同特点其思想根源在于人性善恶论的不同倾向。人性善与人性恶分别是中西人性论的主流思想,由此导致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重伦理教化、内在修养、重私德和追求圣人之德与西方传统伦理文化重制度建设、外在约束、重公德和要求常人之德的区别。     

清官“吏德”论

中国古代清官的“吏德”,是中国特定文化塑造出来的一种廉政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官“吏德”,主要留存于哲人、明君、贤相、清官的警策语录中,内容比较宽泛,主要有四点：一是清正廉明的勤勉;二是知耻好洁的慎独;三是民胞物与的仁恤;四是正道直行的坚守。学习与继承古代清官的“吏德”,能进一步提升公务员道德素养,改善执政环境,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论公民道德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伦理学上的努力就是进行公共道德的建设.而在今日,中国公共道德的最主要体现形式就是公民道德,所以,应当加强公民道德的建设.公民道德不同于传统的私人道德,它可以唤起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感,培育我们社会的共识和交往理性,为和谐社会的建立铺垫思想基础.     

儒家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要义

作为社会身份和政治资格的人权在儒家“孔仁孟义”的思想体系中被表达为“内圣外王”之道,其在“修齐治平”的实现程序之中又以“公私之辨”和“义利之辨”标志出政治伦理原则和“以德限权”的社会治理特色。儒家以“公权利”揭示人的自然权利,以其公平性和自然性引申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演出人的政治权利,而“私权力”则仅为政治权利的异化形式,其极端化的结果就是“以权谋私”,后者因其“侵害公权利”的实质,儒家的人提倡以“道德权利”加以限制,故称为“德治”。儒家的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制度传统,而且其思想特色通过“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三为”等原则亦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事业之中。     

道德冷漠现象的文化根源

频发的道德冷漠事件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传统礼教的自我消解催生了重视潜规则的关系社会与关系思维，在“孝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看重血缘宗亲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关系思维，形成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私人关系并按远近内外区别对待的传统“熟人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熟人社会已不复存在，但重视关系、背景的思维方式仍根深蒂固，并成为走向道德冷漠的主要根源。只有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深刻反思，才能超越关系思维还道德以本来面目，才有道德重建的真正开始。     

当前我国行政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行政道德作为人类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主干部分,对其他行业道德的发展具有特定的导向与示范意义。我国十分重视行政道德建设,并积极运用制度和法制在内的多种手段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培养提高公务员的道德自觉。但是,公共行政领域的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对社会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行政道德建设本身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对当代大学生德育的几点思考

本文深入分析当代大学生道德品质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和观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做好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浅论曾国藩伦理道德对公共道德建设的积极意义

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相应道德体系的支撑，需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曾国藩家训中道德思想以孝为基本核心，包含居家美德、个人道德修养、交接之道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公平正义、诚信互爱、简朴清廉、忠义有孝的社会环境。对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道德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美国公务员道德建设对我国反腐倡廉的启示

美国作为公务员制度比较完备的国家,历来比较重视公务员道德建设,基于＂人性本恶＂的假定,制定道德规范,设立道德委员会,建立道德教育长效机制,强化社会监督,在实践中扼制了腐败的进一步滋生。美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的经验,如正视＂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制度,整合优化组织保障体制,加强教育和监督等,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哲学思路、法律体系、专门机构、教育培训、社会监督等问题的解决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救亡”与“修身”的双重探寻——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的探析、阐释与运用

李大钊虽然在“五四时期”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批判，但他依然肯定通过“修身”来提高道德修养的思想。同时，在对救亡的探寻之中，他的修身意识发展成了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追求的反省，演进成了对唤起国民觉醒的思想。“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史学受到李大钊重视。他对唯物史观的探析、阐释与运用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使他有效地引发出了群众自觉救亡的动力，同时，又将他的修身意识贯彻到其中，对唤醒群众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Spheres of liberty,conflict and power: The public lives of private person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reflect notions of citizenship analogous to Isaiah Berlin's concep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berty. Positive citizenship, motivated by what Robert O'Brien calls ‘the democratic impulse’, is highly participatory. The politics of seventeenth‐century Protestant social movements constitutes one historical model to which twentieth‐century fundamentalist movements can be compared. Characterized by a shrinkage of the private sphere and an expansion of public life, positive citizenship emphasizes active engagement in establishing and implementing normative standard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and control of the state for virtuous ends. Negative citizenship concentrates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expanding both the private sphere and a third or meta‐space which evinces qualit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realms simultaneously. The historical model presented is what Jürgen Habermas has called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a quasi‐parallel polis from within which critics of state power assert their right to resist and organize their capacity to repel attempts to enforce standards of public virtue however arrived at. These ideal types are compared to different scenario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o analyze the likely impact o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rapid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