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入宪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意义

人权是专制统治的克星,是人类进步的旗帜,"人权"入宪既是人类宪政运动的历史必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突破;人权是人类思想、理念的精髓,是现代人类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心构架,是宪政建设的灵魂,"人权"入宪,将使我国现行宪法由对公民权利的一般性规定上升为人权原则,这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一个升华;"人权"入宪将使我国现行宪法及其他单行法律关于公民权利内容的规定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和系统.     

人权入宪之思考

本文分析了人权入宪的重要意义 ,认为人权入宪是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次飞跃 ,体现了以人为本 ,促进了宪政建设。同时 ,由于认识到人权入宪仅仅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第一步 ,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必须把宪法中的人权原则加以具体落实 ,本文还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重点对如何具体落实宪法中的人权原则提出了建议。     

人权入宪视野下的人权立法之思考

人权入宪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对推动我国人权立法运动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人权立法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国内人权立法和国际人权公约还存在差距和冲突,有必要进行研究和协调.     

我国“人权条款”入宪模式的再思考

人权条款入宪后必然会对我国原来宪法的价值体系和规范逻辑造成影响。从规范定位上看,我国人权条款应该定位为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而不是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人权条款作为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入宪后造成现有宪法文本中的人权和公民权的逻辑错位、内在逻辑体系上的不协调。因此,理性反思我国人权条款的入宪模式及其问题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规范难题。     

人权入宪与劳动教养

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执法存在许多缺陷,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不相适应。我国人权入宪将对劳动教养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并将推动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人权入宪与劳动教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保障。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必须在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等方面着力。     

人权与公民权的司法保护——从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入宪”谈起

文章指出了我国"人权入宪"的意义,但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应在具体制度层面为人权保护和实现人权提供可以行动的机构和程序,并对中国人权的司法保护前景给予热切的展望.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其转变——解读我国“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历程

继2004年《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法典,我国实现了从“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立法转变.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层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解读,揭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两法关系方面的进步及存在的问题,以促进两法关系的未来发展.     

公众参与潮流和参与式行政法制模式——从中国行政法民主化发展趋势的视角分析

世界民主化浪潮催生参与式行政的兴起,使之逐渐成为现代行政的制度价值追求和民主判断标准。参与式行政将公众纳入行政过程,促进行政的民主化、理性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参与式行政是一项逐渐发展中的系统工程,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参与式行政的法制模式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对参与式行政法制模式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将为行政领域公众参与的法治化和最终实现参与式行政法制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有效推动我国的行政民主和行政法治进程。     

政党入宪及其对我国执政党内部治理的影响

中国的政党入宪始于1925年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历部宪法都间接或直接对政党的宪法地位、功能作用、组织活动原则等问题作了规定。政党入宪,对我国执政党内部治理的正面价值在于：它为执政党内部治理规范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最权威的终极依据,有利于促进执政党内部治理的法治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有可能误导执政党内部对执政权和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认识,从而有意无意忽视执政党的内部治理;有可能间接强化执政党内部的寡头统治趋向,进而影响执政党内部治理民主化目标的实现。     

论宪政与法治

作为治国的理念、原则和体制,宪政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法治是宪政的载体,宪政是法治的结果;宪政是法治的灵魂和支柱,法治离开宪政就会陷入专制和人治,因此,坚持宪政的理念和原则,对于正确的理解和实施法治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行政民主化发展的制度选择——从法治的视角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行政民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制度化建设不高。在法治视野下,从程序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制度、行政参与制度、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政府责任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加强行政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对于推动我国行政民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由于历史背景、立法精神和逻辑起点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存在差异。我国人权宪政机制的整合需要完善国内宪法,发挥解释机制的作用;签署或批准公约时声明保留;正确处理我国宪法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效力问题;人权原则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等。     

宪法修改与人权发展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宪法规定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立宪模式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人权进入宪法后使基本权利由封闭静态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历次宪法修改主要与经济人权条款有关。这次修宪使社会经济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但是,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还要进一步发展,建议增加基本人权种类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重新审视

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研究缘于中国公法和宪政发展的现实需要。以中外行政法治的实践为分析视角,可以得知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即宪法原则、精神指引着行政法的发展,行政法则对宪法起着落实、补充和发展作用,并推动宪法自身的修改和完善。为了防止行政法与宪法互动关系的失衡,一方面,我国宪法必须积极回应行政法发展所提出的挑战;另一方面,必须尽快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以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     

宪法的人权保障机制研究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本文讨论了宪法保障人权的机制 ,认为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 ,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历史地看 ,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突出从宏观上的国家权力控制到微观上的正面规定基本权利的转变。我国宪法与现代宪法有暗合之处 ,但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启示

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由来久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可以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审判组织、审判程序以及判决与执行等方面从同为成文法体系的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中得到许多建设性的启示。     

行政法开放性之思考

行政法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对其他社会现象、社会过程、社会关系、治理系统等都是开放的。行政法开放性既是客观的又是必然的,是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行政法的开放性有着非常深刻的法治价值,它具有技术规则的吸收功能、公众需求的满足功能、新型社会关系的认同功能、后信息化社会的适应功能。然而,我国行政法在开放性方面是受到阻滞的,可以说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下。因此,必须在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治体系、行政法的实施和行政法的实现等环节上有所突破,重构我国行政法治体系的思路：区分和定位行政法软件与硬件、确立行政法纲领性与规范性的目标选择、合理分类行政法恒定规则与过渡规则、注重行政法输入要素与输出要素的关系转换。     

马克思人权思想的理论内核及其当代价值

当下中国人权事业的迅速发展促使人权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人权思想理论内核与当代中国法治国家以人为本的实践本质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有助于在理论上确立起一种人权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提供一种正确处理人权理想与现实张力的方法和一个人权实现的评价尺度,从而为我国人权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