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认同:危机与重建

司法认同是社会对司法基于价值认可而形成的心理归属感。制度自信之源在于社会认同。当代中国司法认同模式正在经历从身份认同向制度认同转型,因社会和司法制度双向不适应而出现认同危机。作为制度认同,司法认同形成的首要条件是制度的有效性,即满足社会对司法公正解决纠纷的期待的程度。符合司法规律的"公正"可以简化为依法裁判和程序正当两个要素。其次,社会关于司法公正的价值共识是司法认同的观念要件。深化司法改革就是革除干扰依法裁判和导致程序失灵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司法沟通能力,促成关于司法公正的社会共识。从影响司法认同的要素入手,有助于改革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关系。     

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一项原则。在我国 ,由于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 ,同时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很多 ,由此产生诸如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司法弊端。文章认为 ,理顺政治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关系 ,改革司法体制、司法机关财政体制和人事体制 ,是完善司法独立、推进司法改革的途径     

借助司法公开深化司法改革

司法公开是司法机构活动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的要求。司法权的专属性、定分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性的必然性。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对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而言,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是维护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和树立司法权威的可靠制度保障。司法公开绝非简单的文书公开,而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建构,并以此倒逼司法改革的深化。     

司法权威探论

对司法权威的认识应坚持两点论 ,既要从司法权体制构建中认识司法权威的重要性 ,又要从司法权运行机制中认识司法权威的应然性。从司法权体制构建维度出发 ,要通过司法改革构建权威型的司法体制 ;从司法权运行机制维度出发 ,要通过司法改革建立起权威型的司法权运行机制     

论司法拍卖市场化改革及其完善

司法拍卖制度在中国历经了从法院自行拍卖到法院委托拍卖、从拍卖权力的集中行使到拍卖权力的分离与制衡、从拍卖场所的分散化到拍卖场所的统一化、从现场拍卖到网络拍卖等一系列的发展和演变,司法拍卖的市场化改革成为司法拍卖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经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多个司法解释的规范和调整以及司法实践的积极探索,司法委托拍卖制度日趋成熟。但司法拍卖制度仍需通过立法加以完善,并应致力于消除司法拍卖多种模式并存的非统一性格局,由此提升司法拍卖的公平性、效率性以及公众对该项制度的信赖。     

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的突破口

从政治体制层面确立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该原则的确立，必将极大地提高法官的政治、业务素质；极大地提升法院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必将有效地理顺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并能在司法领域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领导原则。将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确立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可以使改革不走弯路并可以使改革卓有成效。确立该原则亟待配套两方面的制度措施：实行四级三审终审的审判制度；创建科学的再审制度。     

论司法权泛化与司法改革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的统一性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司法权在运行中出现地方化、行政化和功利化倾向,这种“三化”现象是对司法否定性评价的根源,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解决的对策:围绕司法权独立行使为核心理念改革现行的司法财政、人事制度,创设以法官独立为中心的现代法官制度。     

西方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刑事和解的关系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广泛兴起,对此制度,不少法学研究者都从＂恢复性司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刑事和解制度尽管从理念上或是制度设定上看,都可以从＂恢复性司法＂中找到一些相似的方面,但是二者在本质上仍属于两种不同的司法模式。本文从渊源、参与者范围、改革动因以及处理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证,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司法拍卖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在司法拍卖改革中,涌现出上海、重庆、浙江等三种典型模式,三种模式的出发点都在于顺应人民法院工作信息化、公开化浪潮并根治传统司法拍卖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却体现了不同的改革理念和改革力度,社会反响也不尽相同。未来的司法拍卖改革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涉诉资产保值、增值的原则,妥善处理好改革创新与法律规定、统筹规范与因地制宜、传统拍卖模式与网络司法拍卖等三组关系,并按照"制度+科技+监管"的总体思路,出台网络司法拍卖相关司法解释并建立全国统一的涉诉资产处置平台。     

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问题研究

中国的司法改革涉及到司法制度方面的体制改革与司法机关内部的治理整顿两个方面，由司法机关推行的司法改革，根本不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因为制度的变革需要立法的确认。面对当前“司法信任危机”的局面，司法机关推动的司法改革首先应当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身入手，寻求司法公正的合法途径，通过重塑司法公信，重新赢得民泉封司法活动的信赖与尊重，树立良好的司法公正形象，以此来推动司法改革，这才是当前司法改革首先需要着手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古代书证制度的司法运行及制约因素——以司法案例为中心的制度考察

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不是惟一的证据形式,书证这一带有浓厚客观色彩的证据在案件审理中受到了审判人员的重视,尤其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更成为具有关键意义的证据形态。本文旨在对古代社会的书证制度在司法领域的运行状况进行探讨,并依托于司法案例展开各项阐释,展现古代书证制度的原貌及特征,以期为今日社会之书证制度的完善提供历史借鉴。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重塑

合理构建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欲使这三种权力形成合理关系,需要根据审判权运行存在的问题,在客观评价法院科层化组织结构与法院内部复合化权力构造以及院、庭长职权配置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严格区分法院组织的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进一步明确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定位,完善其职权范围与行权程序,并构建审判权反向制约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相关机制。唯有如此,才可能构建出合理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     

司法功能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为达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的司法目的 ,首先要依靠司法公正。而作为实体公正的司法公正与作为程序公正的公正司法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成为导致司法不信任的口实 ,从而影响人们对司法判决的信从。克服这一局限性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现阶段我国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缺失的现状几乎到了可怕的境地。必须正确认识制度权威、法律权威与法院权威、法官权威之间的关系 ,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确保司法目的的实现。     

论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由司法的本质所决定, 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必然产物。司法欲独立, 必先独立于立法与行政, 次须独立于社会, 特别是传媒; 上下级法院以及法官之间亦须相互独立。欲保障司法独立, 必使法官任期终身, 享优厚之待遇, 以及司法豁免权等。     

Judicial conformity versus dissidence: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judicial precedent

The individual decision made by a judge does not only reflect his personal preferences about a case but also the expected response of the judicial community to the decision. We propose an analysis of judicial attitudes towards precedent based on the adoption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legal rules. The situation is modelled as a coordination problem within a sequential game of two periods in which judges play a bandwagon strategy.     

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 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析框架

情理推断是以经验知识为前提的推论,其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是必要但危险的。我国现行印证证明模式中并没有包容情理推断的空间,但其却在实践中隐性运作,同时因缺少约束机制而易于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为化解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有必要规范情理推断在司法证明中的运作。然而,传统印证证明理论的外部视角,无法描摹司法证明的全貌,可以引入一种内部观察视角作为补充。司法证明在结构上是包含价值判断的论证式经验推论,事实认定因而具有似真性。在似真性证明的制度语境中,情理推断作用于从证据命题推导出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辅助裁判者认定并证成对事实的确信。在该事实证成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情理推断的规范运作需要以认知开放的竞争性论辩程序为场域,以包容性的证明方法体系为前提;为防止权力滥用,还应给裁判者施加事实证成义务。     

从政治司法到法律司法

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国家的职能被定位为实现对敌人的专政,法院的司法审判被视为是专政的有力武器,由此而深刻地铸就了法院司法的政治性品格。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诱发了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转型。在此过程中,因应市场经济建立和依法治国的需要,法院的审判面临着由政治性主导向法律性主导转变的问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确保法院自身的独立、司法程序的完善、诉讼参与人主导性地位的保障以及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和完善,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美国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标准——谢弗林案之后的发展

198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对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予以司法尊重的谢弗林原则。在之后二十多年里,这一原则经历了诸多发展变化,其核心是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方法。在对谢弗林案之后的相关判例和法官的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司法尊重标准对行政机关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行政机关和国会对此的回应,可以发现,行政和立法分支应当在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不动产登记的司法审查

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审查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人民法院如何根据这一规定去审查不动产登记行为?应该对不动产登记司法审查标准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并对造成现状的成因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方法论角度对登记程序中的物权原因行为进行分析,建立不动产登记司法审查标准的相关理论,探讨物权原因行为分析法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认识该分析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在运用中应把握有关原则。     

Judicial Impartiality and Independence in Divided Societ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Bosnia‐Herzegovina

The role of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deeply divided societies is complicated by the danger that the salient societal cleavages may influence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and, consequently, undermine judicial impartiality and independen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c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Bosnia‐Herzegovin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ethno‐national affiliation on judicial behaviour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variation in judicial tenure amplifies or dampens that influence. 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n original dataset of the Court's decisions, we find that the judges do in fact divide predictably along ethno‐national lines, at least in certain types of cases, and that these divisions cannot be reduced to a residual loyalty to their appointing political parties. Contrary to some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however, we find that long‐term tenure does little to dampen the influence of ethno‐national affiliation on judicial behaviour. Moreover,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is influence may actually increase as a judge acclimates to the dynamics of a divided court. We conclude by considering how 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for the selection and tenure of judges might help to ameliorate this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