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角色——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为例

“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根源于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提升。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一直较为活跃。在近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全球南方”团结协作、贡献巨大,并将继续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发挥作用。这是“全球南方”成为世界政治一股重要力量的力证。为继续在未来海洋治理以及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全球南方”要消弭因内部差异和外部势力干扰而产生的离心力,加强区域和国际组织机制的建设和利用,大国也要付诸行动形成合力。作为“全球南方”当然和重要一员的中国,要继续支持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并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太平洋时代的历史定位——从太平洋贸易网谈起

太平洋时代的历史定位——从太平洋贸易网谈起王苍柏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海洋就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在远古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它是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的障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海洋成为各民族交往和贸易的通途。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以...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     

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的国际政治分析

全球卫生安全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一项议程始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末;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全球卫生的国家安全意义和应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政策框架;奥巴马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卫生安全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美国把全球卫生安全融入对外政策议程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新型和复发传染病跨国流行和生物恐怖活动对美国国内和海外驻军构成的日趋增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卫生威胁;通过实施全球卫生外交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减少传染病的跨国传播,维护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以及对美国战略上重要的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通过持续、深入的全球卫生介入,宣传美国的人道价值观、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卫生介入是其全球卫生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总体而言具有合作型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碎片化时代,鉴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更多地需要方向型、理念型和手段型国际领导,即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而形成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这种国际合作领导的方向在于超越传统现代化话语和理念,重聚绿色发展的金球共识,引导全球走向低碳经济,使全球气候治理各方获得共赢。当前,中美欧的三边互动表明,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作为受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并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重要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一定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绿色国际合作领导的关键一方。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

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逐步由一种谈判推动治理模式转变为治理实践深入影响谈判进程的模式。包括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发展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必然结果。通过对制度碎片化格局下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四个变迁层次分析,本文认为,治理嵌构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不断演进的基本逻辑。基于其内部行为体互动机理的特点,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治理嵌构在微观层面的发生机制:关系性嵌入、制度性嵌入和规范性嵌入。最后,基于气候治理嵌构逻辑的三角图谱分区,本文选取并分析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REN 21、ICLEI、ISO和WWF-CS)在全球气候治理嵌构中的表现及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特点,其中以REN21为代表的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包容性跨国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应对美国"去气候化"的冲击并推动气候治理碎片化格局下的机制协调提供更多韧性。在后巴黎时代,如何合理界定和安排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角色以及推进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嵌入式互动已成为中国更好维护《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并理性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考量因素。     

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

地缘政治博弈与全球市场化是当前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演变的两个基本逻辑。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资源治理一直在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由于资源治理要素发生变化,与资源治理相关的地缘政治从生产国与消费国的二元博弈模式逐渐转向多中心化模式。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资源市场不断发展,基于市场化的灵活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进,主要体现为金融化、多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以及市场路径下资源治理目标的多元化。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这两个逻辑之间并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其背后是主权与全球产业链的冲突与协调,且两个逻辑在历史进程中并未割裂,而是呈现从强地缘政治—弱市场到强地缘政治—中市场再到强地缘政治—强市场发展趋势,要确保当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顺利运作,需要处理好两个逻辑的混合发展趋势。中国正面临着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应当积极适应这一趋势,深化相关参与路径,尽可能引领规则制定,推动资源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实力源于自身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德国成功地将自身经济力量转化为引领欧盟一体化方向的主导权,领导欧盟应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各种挑战。在此过程中,德国基本承接了区域内权力的转移,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本文将经济学范畴下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下的"权力转移"概念相结合,以此来分析德国掌握欧盟区域主要权力的原因与表现方式,并借此探索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权力的内在关系。     

国际组织在罗兴亚难民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以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为例

东南亚区域长期受到罗兴亚难民危机的严重影响,难民治理变得愈加紧要。由于缺乏难民保护框架,且相关国家通常将罗兴亚难民危机视为缅甸的内政问题而不予干涉,寻求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的介入成为东南亚区域国家解决该危机的方案之一。二者结合东南亚区域特征和罗兴亚难民群体的实际境况,在国家层面采取替代性的保护治理模式,合力增强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区域层面基于“保护的敏感性”建构区域合作方式。这些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罗兴亚难民危机的治理进程,也使国际组织间关系得以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说明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组织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治理力量,能够通过合作填补国家和区域在复杂议题中治理能力的不足。     

大气污染防治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制度逻辑——以京津冀为例

公共问题的跨域性和复杂性使其成为公共治理面临的棘手问题。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成效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关键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发挥了有效作用。以京津冀为例,运用单案例分析方法解释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制度逻辑。中央驱动作为一种纵向整合机制,主要是从价值驱动和目标驱动两个维度,通过领导小组机制、动员机制和巡视督察机制作用于政府间合作。作为横向利益协调的制度激励,主要通过正向制度激励增加合作方的合作净收益,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通过负向制度激励进行有效监督,以实现可信承诺。纵向整合机制和横向激励机制互为依托,推进了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

在美中权力转移的时代关口,崛起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文章将权力与文化的解释共同纳入理论框架,用突厥—隋唐时期的不对称关系加以检验,探讨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崛起国会对不同的小国施行何种政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政策。隋唐对吐谷浑、高句丽的政策证实了基于权力的核心逻辑,两大国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崛起国的攻守倾向,从而产生它对小国的政策基调。吐谷浑与高句丽这组最相似案例否证了文化亲和度的作用。以历史启示审视今日世局,在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中国将保持对美国的防御姿态与对小国的和缓政策。     

并未反转的全球治理——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域性的关系

全球治理近年来出现全球性减弱而地域性和国家性增强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出现"倒退"或"反转"。由于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因其而生的全球治理并没有丧失规范上的合法性,在实践层面,全球各地区协同治理也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上的全球治理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全球治理的这种地域性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并非"新"现象,只是全球治理地域性特征的应有之义。     

国家能动性与公共卫生治理规范的本土化——以泰国参与东南亚公共卫生治理为例

公共卫生治理规范在东南亚的本土化充分体现了国际规范的核心特征和地区特色,有效推动了东南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这也说明地区内国家能动性是影响规范本土化的重要变量,公共卫生治理是国家能动性与规范本土化双向建构的结果。以泰国为案例,一方面,泰国在促使本地区接受国际规范核心特征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地区敏感性和特色,为公共卫生规范在东南亚的本土化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实施路径,提供了思想基础、智力支持和遵约保障;另一方面,泰国也在推动规范本土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规范性权力和地区领导力,在地区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形态。泰国参与东南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中小国家治理经验对于地区的重要性,也为优化东南亚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探索路径。     

“开放式协调方法”和欧盟推进全球治理的方式:以援助政策为例

开放式协调方法是欧盟内部采用的一种"新治理模式",主要应用于社会政策等欧盟机构缺乏权能的政策领域,是欧盟在这些领域中加强成员国政策一致性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最基本的假设是:吸纳更多的行为主体进入政策制定过程,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为交流最佳政策实践降低交换成本,并经常性地、制度化地对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和监督。长此以往,各个成员国之间必将自然而然地出现一种实现最佳政策目标的方法,并进而导致各国在相关政策领域中的实践和程序的趋同。欧盟在规划全球治理时也倡导使用开放式协调方法,以实现劝说其他国家接受欧洲经验和欧洲发展模式的目的。但是,由于开放式协调方法的应用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应用并不总能带来欧盟希望的结果。     

西欧小国的“功能型中心”现象研究——以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例

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代表的西欧低地国家在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中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它们曾在欧洲大国权力角逐的夹缝中生存,而今却成为欧盟、北约最为重要的政治决策中心和西欧经济融合之都。实际上,在二战后的欧洲,低地国家最早引领了西欧联合并对其一体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们对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诸多当代重要事件表明,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低地国家虽然国小势微,但曲折的经历,造就了它们独特的战略智慧,使之崇尚大国平衡、国家间联合的制度构建,并且极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和西方集体安全构建进程。它们见证并参与了欧洲国际关系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变革,是西方国家间多边政治合作机制的重要创设者,也是濒海欧洲地缘政治与战略格局的"功能型中心"。     

俄罗斯网络空间治理 ——以互联网政治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成为人们互动的特殊空间,民众表达社会情绪、产生多元舆论的新场所,对传统政治形成新挑战。2011年以来,俄罗斯互联网快速发展,互联网政治给俄罗斯传统政治带来的挑战致使俄罗斯网络空间治理的形势愈加严峻;2018年12月俄罗斯在刻赤海峡与乌克兰发生冲突后被要挟断网,该事件使俄罗斯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为有效应对国内外互联网安全出现的挑战,俄罗斯政府采取战略战术相结合的思路,从顶层设计入手,借助完善法律法规、管理机制等多种手段,构建出较为完备的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俄罗斯互联网空间的治理手段主次鲜明、有管有控,其在互联网治理理念以及管理方式上具有独到之处,值得深入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未来,俄罗斯将继续从立法、技术和国际合作三个层面解决治理困境,有效规避互联网政治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     

欧盟的非正式治理模式刍议——以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为例

不同于对欧盟的主流认识。欧盟各个政策领域中背离正式规则的政治实践无处不在。就欧盟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机制而言。特定政治风险与正式规则的组合会形成非正式治理的变革窗口,而特定的认知框架则会促进或限制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本文主要提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种类别的非正式治理,然后将现有文献中众多的非正式治理模式按照不同的非正式治理类别和政策阶段做出完整的类型划分。最后。本文认为在欧盟难民政策实现共同体化以后,只有部分国家面临难民风险,加上难民问题的安全化认知导致难民政策一直由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主导;但是近期由于难民问题发展成为席卷整个欧洲的危机以及欧洲民众对难民问题认知框架的改变,难民政策的非正式治理受到了限制。因此,对难民政策的考量还将放到非正式治理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中以及一体化发展程度等宏观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     

环境治理中的国际组织:权威性及其来源——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

本文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和解释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行为及其权威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所以能够对全球环境治理发挥重要作用,是由于该国际组织所具有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除了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本身的机构形式,还来自成员国的授权、其道义性权威及专业性权威。这种基于国际组织本身的分析,主要来自于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组织的理论的启示。     

跨国城市网络的实验主义治理研究——以欧洲跨国城市网络中的气候治理为例

实验主义治理是有别于大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新型多元主义治理模式,强调治理的网络弹性、知识创新性和实验回归性。本文以跨国城市网络为研究主体,对跨国城市网络中的实验主义治理逻辑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作为全球实验主义治理的滥觞之地,欧盟开放式协调及多层治理模式推动了跨国城市网络的发展。通过比较四个欧洲跨国城市网络在气候治理中的表现,本文认为跨国城市网络的整体治理路径符合实验主义治理的基本逻辑假设。其中内部治理(信息交流、基准设定)和内外交汇式治理(项目合作、网络调解)促进了网络内部的实验创新性,为城市网络的实验创新和经验扩散提供了各种治理资源。外部治理(对外影响、相互依赖)和内外部交汇式治理开拓了实验治理的反馈渠道,有助于提升城市网络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特别是促进政策评估的科学性以及政策框架目标的定期修订。而且,根植于欧盟的地区深入性网络比全球和地区号召性网络在实验主义治理上更具优势,全球深入性网络的治理成效则介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