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正通过研究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概括总结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特点,并将其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有机融合,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路径。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刊登的是两位年轻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张一飞突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战""和"两分法的局限,提出并通过案例检验了"镜子"思维这一新的特征。赵思洋则突破了古代东亚体系研究中的"中国中心"倾     

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国战略文化的和平性——《文化现实主义》再反思

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研究在概念界定、实证分析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值得反思和借鉴的地方,但在战略文化定义及大战略划分过程中却狭义化了大战略概念,且在文本分析和案例选择上有所偏狭,因而其"中国战略文化是极端现实主义"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通过对大战略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并以明代以及中国历史上其他八个正统王朝的战争数据为分析依据,笔者得出,中国战略文化的低暴力特征体现得甚为明显。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

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做出新的考察和解读。该框架表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际体系压力干预下不断重组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进程以来,美国国内先后形成了东北部—西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不稳定多数联盟及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联盟均势四种社会联盟格局,进而导致直接决定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相应地呈现出"共和党一党独大""两党合作""合作—制衡"与"政治极化"四种主要类型。正是上述国内"政治—社会"机制的作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经历了从19世纪末现实主义主导的地缘政治扩张,到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复杂历史进程。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

中印边界战争是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发生的一场战争。基于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印度的国内政治、领导人个性、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对于边疆稳定的需求是影响战争发生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认为引发战争的诸多因素中,想象的单边默契这一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之一是中国关于边界的"暂维现状"政策并未被印方所正确认识,后者在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中印边界冲突的升级;表现之二是印度对中印权力非对称结构的错误认识,导致中国的战略协商与威慑未能奏效,只能选择以武力的方式回应危机。在权力非对称维度下,研究国家单边默契思维的战略效应,对于分析国家的战略文化以及解决与中国相关的领土争端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佐藤春夫的《星》看近代日本的中国想象

佐藤春夫的中国题材作品《星》是以中国闽南地区的民间传说"陈三五娘"为框架改编而成的,该作不仅寄寓了佐藤春夫个人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阐发了他的"东洋"美学。文章通过《星》与"陈三五娘"故事原型的比较分析发现,该作对"陈三五娘"故事做出3处改动,从中可见,第一、佐藤春夫的中国趣味仅仅是他的亚洲意识的载体;第二、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他的中国观的认知基础;第三、他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西方近代主义的认知模式评价中国、判断价值优劣。由此可见,"中国"在近代日本历史上被严重地符号化乃至意识形态化,成为近代日本知识人试图对抗西方文明入侵,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和工具。     

国家战略视野中的亚太区域旅游合作

亚太地区是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核心区域.对于中国参与亚太旅游合作,应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加以审视,应以经济互利互惠的"富邻"战略、对话与文化沟通的"睦邻"战略、国土安全与和平的"安邻"战略为目标,全面开放与周边接壤国家的边境旅游,并通过经济文化联系发挥中国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品牌".本文主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的亚太旅游合作环境及战略架构进行了探讨.     

荣誉偏执、身份迷思与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

近年来东亚安全格局重构的最大变化之一,是日本安全防务政策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扩张性特征。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文章在借鉴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荣誉这一精神性动机内涵的重新界定和理解,试图揭示荣誉动机下身份迷思和地位偏执与国家现实主义战略选择的内在关联和因果逻辑。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文化上的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荣誉在国家动机层级中的绝对支配地位。正是由于这种传统价值观和思维与不断演进的"正常国家"实践相结合催生的对大国身份、地位的执迷和狂热,驱使日本在战略取向上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冲突的零和性质、大胆贯彻防务上的进攻主义、采取主动塑造国际事务的外向性姿态和推行民族主义议程等,从而导致了其战略偏好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由此决定了中日关系的磨合将长时间地在摩擦甚至激烈对抗中来实现。     

日韩“慰安妇”问题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经过"加藤谈话""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等一系列谈话之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逐渐形成,即承认政府"介入"与"强征",并向受害者道歉。然而,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慰安妇"问题出现新的变化,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安倍历史战以及朝鲜半岛情势的影响,2015年年末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和解。虽然"慰安妇"问题不会如安倍预期的那般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但今后若韩国迫于安全压力与美日走近,将历史问题与安全问题挂钩,不仅不利于"慰安妇"问题的彻底解决,更将对中国及东亚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慰安妇"问题的现实意义将更加突出。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选择:资源基础、目标构想与主要课题

朝鲜半岛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人们惯以"唇亡齿寒""唇齿相依"等词来形容这一特殊的地缘关系。历史证明,朝鲜半岛局势的任何变化,均会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直接或是间接的重要影响。朝鲜半岛的地缘形势变化,关涉多重中国核心利益的维护、实现和扩展。对中国而言,在"大周边"战略的基本框架之下,加快制定和实施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可持续性的朝鲜半岛战略,与朝鲜半岛国家开展更加灵活、务实和全面的合作关系,对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更好地保持周边环境的整体和平稳定,进一步把握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著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编者的话

<正>东亚秩序演变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性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深入讨论是本期的焦点。其中,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崛起。刘丰和陈志瑞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了东亚国家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文章从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这两个因素人手,诠释了为何当前东亚中小国家对中国普遍采取对冲战略,并依据这一分析框架,指出了东亚国家对冲战略持续的条件和前景。周建仁和刘若楠重点分析了美国的亚太同盟战     

同盟理论与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

2010年后,美国正式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而同盟战略则是其"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文章首先考察了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实质,认为其包含巩固同盟和扩大同盟两种性质不同的结盟行为。随后提出针对美国的两种结盟行为,中国的对应策略分别为瓦解对手同盟战略和阻止同盟扩大战略,这同样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应对策略,前者可从同盟解体理论中寻找政策启示,而后者则主要从同盟形成理论中寻找启示。由于建立同盟比维持同盟更加困难,因此阻止同盟扩大要比瓦解对手同盟更加容易;而且,瓦解对手同盟对中国是否有利存在争议,而阻止同盟扩大对中国更为有利则比较明确。因而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应该把外交重点放在阻止同盟扩大上,而不是放在瓦解对手同盟上。     

投稿须知

正《美国研究》创刊于198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刊登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文章,包括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科技、文化、历史、艺术,以及思潮等各个领域,反映中国的美国研究水平,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主要栏目包括"专论""热点透视""专题研讨""文献与研究""书评·文评""美国人论美国""学术札记""学术动态"和"信息"等栏目。欢迎海内外学者赐稿,本刊谢绝出资刊文。     

“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性举措,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和"一带一路"涵盖的重要区域之一,东盟则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一带一路"为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注入了"平等协商""互助共建""开放共享"新理念,搭建起"系统化工程""跨国工业园区""优势产业合作""多元化创新"与"战略对接"新平台,建立了"决策与对接""市场化运行"与"跨国联通"新机制。同时,"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面临来自东盟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滋长和域外大国力量干扰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在未来双边经贸合作中,中国需要更加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发扬奉献精神和展示必要的宽容胸怀。     

俄罗斯"东转战略"的国内政治影响要素探析:战略文化、央地关系与政治结构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政治的战略文化则是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原则,以民族主义和西方主义为主要思想。在央地关系方面,"强中央—弱地方"兼具地区排他性的央地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转向,另一方面则不利于远东开发中联邦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在政治结构方面,人格主义与机制主义的博弈决定了"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使得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面临阻碍。文章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东转战略"在内外政策实践上的不同,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战略决策过程的发展与演变,从而为探究"东转战略"的未来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

美国例外论和中国例外论分别代表了一个光谱的两端,前者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后者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美国例外论自恃美国的发展模式最好且普世通用,因此要求他国效仿美国,实现"美国化"。中国例外论认为国际上所谓通行的理念和规范并不适用于本国,因此既拒绝仿效他国,也不要求他国仿效中国。两种例外论的不同集中体现了两国在战略目的的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战略手段的选择、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关键的把握和战略禁忌的规避等方面的不同取向和偏好。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两种例外论的形成主要在于中美两国人民具有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对来说,中国人更擅长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美国人则更擅长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     

“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呈现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叠加压力的局面。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并非是走向"新冷战",而是呈现为"软战"格局,其基本逻辑是中美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激烈竞争。决定中美"软战"的根源主要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美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了政治化的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