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察权的混合性质角度解答刑事和解问题

刑事和解(V ictim-O ffender Reconc iliation)是一种解决刑事纠纷的新的制度设计,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当前,检察机关进行刑事和解和有必要,能全面履行检察职责,兼顾国家公诉权与被害人诉权;、更为合理地兼顾正义与效率价值。当然,对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合理界定,既不能过大,也不能太窄。在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应处于监督者地位。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制度正义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突出表现为建构一种制度体系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在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制度正义"侧重的就是这个问题,即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建构何种国家治理模式,而这个问题可能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中国目前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体现为制度不正义问题,亟待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考虑制度正义的建构,其实质问题还是在于如何设计和完善制度,让正义理想成为制度设计的可欲目标。建构制度正义必然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制度正义价值,制度内容的正义性,制度施行的正义,制度评价的正义。     

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语境

以恢复正义与纠纷解决多元化理论为基础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但是,作为西方经验的产物,它与中国的语境诸如传统观念、国家本位价值观、实在法的基本原则、制度环境等存在着一些冲突,因此,要成功移植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对上述的冲突进行必要的协调。     

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法理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一种法律秩序,而且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行政救济作为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途径,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是达到＂补偿性正义＂的最终途径。     

从行政复议的价值定位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缺陷

笔者认为在行政复议中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应是绝对的且是并重的，其一，行政复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法的效率价值；其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其正义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情况下行政复议都不能放弃正义、效率价值定位。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恰恰忽略了效率和正义价值的重要性．过分的强调了程序的作用。行政复议本就是行政行为，是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是行政复议机关的权力而不是权利，不作为行政或错误行政都应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是维持错误行政行为的外部法律责任。另外行政复议从其是行政的性质来分析，行政复议不应是终局的，行政相对人对其不服还应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印度《绿色法庭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创新司法制度以回应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绿色法庭法》的国家。该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局限性给中国以重要启示：环境权法定是环境司法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环境纠纷性质影响环境法庭构建；接近正义权是环境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合法性依据是环境法庭构建和环境司法发展的制度保障；法律制度也可以帮助实现环境正义。     

台湾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的评析及其启示

行政处理是环境纠纷解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然而目前中国大陆之相关立法却并不完善,这使得环境纠纷的行政解决途径得不到有效的制度性保障。为更有效解决日益增多的环境纠纷,使受害人能够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之立法与实践经验来完善大陆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台湾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为大陆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论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以和解为例,兼论我国和解制度的完善

构建和解制度是缓解诉讼正义与效率紧张关系,实现实质正义的重要方面.比较我国和国外和解制度,可以发现,我国关于和解制度的规定流于简单,在操作中较随意,以致对和解行为的监督和补救带来不便.为此,从法律的内生性资源中寻找解决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义之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理论成果,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与正义精神。正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存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正义主题和制度与美德两大载体,也内在地包含着民族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     

传统社会纠纷的解决——以复仇为中心的研究

传统社会纠纷解决一直受到民间习俗和国家制度的影响.民间习俗和国家制度共同建构了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习惯的沿用、皇权的干预、空间的隔离等方式存在纠纷解决机制的维度中,对复仇案件处理与复仇文化的修成有着和合作用.同时传统社会解纷的核心观念是情理法的和谐,具有经权理论的特色,不仅重视国家稳定,同时也会适时调整、灵活变化.所以对复仇案件解决范式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当今社会纠纷解决的方式,有利于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