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统一战线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基于温岭市的个案调查

统一战线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和执政后的协商民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统一战线能够再接再厉,继续推动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的实践,进而拓展新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阔空间。从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实践来看,基层协商民主的开展主要由市委宣传部在牵头和推动,但并不排斥统战部门的作用发挥,而且非常重视统一战线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参与到基层协商民主中来,尤其在基层协商民主的起步阶段,必须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到协同联动、共同探索,方可谈及其发展与壮大;再者统一战线是由众多党外、体制外、海外的社会组织及其精英组成,是加强社会治理的中间力量,他们的参与可以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更顺利、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     

村级协商民主的实践样本——基于“谢家路经验”的解读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乡村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压力,创新村级社会管理模式显得尤为迫切。"谢家路经验"的出现,给当下的村级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村级协商民主可以成为当今村级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途径。谢家路村协商民主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协商民主,其独特价值就在于协商民主的内生性、常态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破解乡村协商民主困境开辟了新途径。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关于“民主恳谈”调解民间纠纷的个案研究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正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困扰,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纠纷,一直考验着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智慧与能力。在今天民众不太习惯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情势下,地方政府及时创新化解机制并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显然是一个明智之举——自身既可以第三方的身份超然于事外,又可以负责任的精神置身于调解过程之中。当然这取决于地方精英对协商民主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也取决于当事人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度。2013年,温岭市松门镇运用"民主恳谈"调解一起民间纠纷案,就是协商民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成功案例。本文试图通过对案例背景、过程、结果的概述与分析,指出协商民主视野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变革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走出这种困境的建设性思考。     

乡村振兴视阈下基层协商的嬗变与提升——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

以协商促治理,是浙江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先后创出了温岭民主恳谈和新枫桥经验、武义村务监督、桐乡"三治"融合等做法,其中大部分已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村级治理既不能一"选"了之,同样不能一"商"了之。面对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这一演进路径可以概括为:村级小微权力规范体系+村民说事+乡贤参事+文化礼堂+乡贤馆——在党建引领下稳步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方向迈进。这样环环相扣、层层补位,使得治理的靶向更为精准,治理体系更具系统性、明确性和有效性,基层协商在有效推进乡村善治中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其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目标也是路径。统一战线在乡村协商治理中找准定位不越位,就一定能发挥独到的积极作用,有效破解基层统战工作边缘化、空心化、碎片化的问题。     

宪政视阁下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路径选择——基于温岭市“预算民主恳谈”的实证研究

公民参与政府预算是当今世界民主宪政国家的普遍现象和历史潮流。浙江省温岭市的“预算民主恳谈”是近年来在中国乡土社会涌现出的公民参与政府预算的典型案例。温岭市的“预算民主恳谈”具有多种实践模式。中国应站在政治发展的宪政层面，进一步完善“预算民主恳谈”，向全国推广温岭市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经验，不断探索公民参与政府预算的新路径。     

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临海“乡贤+治理”模式为例

当前,治理资源不足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内生性不足的农村社会亟需引入优质治理资源并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浙江省临海市在镇——村级协商民主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三大平台,进行了四种协商的分类和提供四大机制的保障。乡贤作为一种治理主体,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有一种外在性,这种外在性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和弊端所在。临海市"乡贤+治理"模式经验表明,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民主恳谈：协商民主的中国式选择对化解执政矛盾的启示

民主恳谈实际上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是官员和公民的平等对话,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沟通,有协商民主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试从民主恳谈的发展历程,得出一些民主恳谈对于科学执政化解执政矛盾提升执政能力的意义。     

村级财政视野中的乡村民主治理变迁

村级财政是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不同时期村级财政机制反映了国家对乡村民主治理的制度安排。税费时代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民主的实体化,然而由此而引发的村级财务锐减也进一步导致乡村民主治理实践难以有效维系。突破村级财政的硬约束,探寻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机制是推动乡村民主发展的关键所在。     

村级协商民主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创新探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村级协商民主作为协商民主的渠道之一,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由于我国农村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村级协商民主遇到了时代发展与协商民主靠外力推动,内力不足、决策权缺失与协商民主成为悬浮、宗族势力抬头与协商民主失去根基等困境,应创新实践路径,走出困境,发挥村级协商民主的作用。     

温岭民主恳谈的意义及局限

温岭民主恳谈作为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温岭民主恳谈具有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群众积极参与、专家全程介入、党政统一领导的突出特点,具有激活基层人大权力、提高党和政府的政治威信、对公民进行民主训练、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可能导致预算民粹主义、民众参与仍然有限、运行成本过高等局限。温岭民主恳谈要取得进一步发展,须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寻求更强合法性,实现自身制度化。     

“4＋2”工作法：村级民主治理机制的创新

当前,党领导下的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存在着诸多困境。河南邓州提出的＂4＋2＂工作法,把党领导下的村级民主治理的主要工作归纳提升为一套简单实用的决策程序,是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党的领导,推进村民自治,实现村级民主治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推行＂4＋2＂工作法,必须统筹安排、有序推进,加强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工作规程,因地制宜、注重创新。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评述

国外学者从反思选举民主以改进决策、政治参与、治理形式等视角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习惯于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民主理论,并没有肯定中国民主政治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国内研究从探讨协商民主之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意义"、"价值"转向论证协商民主的"真实存在",并建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概念,同时,关注人民政协实践问题,总结经验规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注入了新内涵。后续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的深层次拓展应着重思考人民政协的治理特性。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协商民主问题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有力地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当前,湖北应准确把握协商民主建设的现状与历史方位,将中共党中央发展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尽快转化为可以实施的省级战略,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把发展协商民主作为推进湖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协商民主在新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省社科联、云南社院2019年学术沙龙(第四期)综述

云南省社科联和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共同举办2019年云南省社科学术沙龙(第四期),主题为"协商民主在新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参会专家学者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向;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形成伴随着党的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进程,新时代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智慧和力量。资政建言是发挥协商民主作用的重要方面;凝聚共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着力点。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协商民主的功能所在;推进协商民主建设要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接;人民政协的协商职能是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职能。要重视"互联网+"条件下的协商民主机制建设;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机制推动云南跨越式发展的作用。     

协商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就"特"在其发展逻辑上、内涵规定上、文化底蕴上和制度支撑上。弄清我国协商民主的"特"性所在,有助于深化对协商民主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从而在实践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逐渐在西方兴起并传播到非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公共决策模式。现阶段。我国基层出现了许多具有协商民主性质的模式，典型的如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深圳盐田的“社区议事会”等。这些模式的出现同我国正在出现的公民社会、社会化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我国体制内协商制度的存在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我国基层建立协商民主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协商民主视域下参政党参与社会管理研究

推进社会管理的强化和创新,其目的是通过不断创新和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来有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终建立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稳定有序的社会。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中,参政党是实践协商民主的重要主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参政党实践协商民主有利于社会管理决策的科学化。     

基层协商式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制度绩效研究——基于安吉县“政协委员工作室”的案例分析

基于我国社会转型背景,结合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现状,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安吉县"政协委员工作室"基层协商式治理个案的分析,反映该模式的运行机制及其制度绩效,同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协商式治理模式中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路径。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现实价值和实践创新

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和基本形式,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主要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但是,人民政协在实践运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人民政协探索新路径,提升协商民主的作用和实效,协调四家班子之间的关系,完善协商民主工作机制,加强政协委员队伍能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