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外交思想核心论点的演进解析

时代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作为外交思想的核心论点,三观紧密相连、相互啮合。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外交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时代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三个方面的演进历程分析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外交思想彰显了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平衡,以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平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体系。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对于中国梦、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竞选和就职以来,展现出诸多非传统、非常规的个性特质、行为习惯和施政方式,其多项政策举措持续引发争议,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在政治心理学的人格理论看来,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是驱动其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根源,深刻塑造了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使其在权势、利益、秩序、道德等很多国际政治基本概念的理解上与往届政府多有不同,总统角色的演绎成为其个体人生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全神贯注于提高‘神圣的我’的价值地位"。基于对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各方面成绩的梳理,文章认为这种人格兼有其正向和负向效应,在提升了政治决策的效率、集中性与专注度的同时,容易在个体层面产生认知盲区、组织层面导致小集团思维、国家层面缺乏利益竞逐的战略性和目的性。特朗普主义容易沦为总统本人的个体叙事,与美国的国家叙事出现分野。     

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会对一国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多具备了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构建和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在崛起过程中,人们通常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诸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导致很多误解和误读。而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对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交往观和价值观进行系统梳理,诠释它们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联,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把中国知识拓展为世界知识的必然选择。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外利益安全重要论述研究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直面海外利益发展面临的安全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海外利益安全作为重要领域予以涵盖,并对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论述之核心要义可概括为战略时势观、目标任务观、统筹发展观、风险治理观、能力建设观、国际认同观、共同安全观、涉外法治观和制度优势观等九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海外利益安全论述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的“新三观”以及百年变局论、历史机遇论和发展风险论的“新三论”而提出,思想基础科学完备、逻辑结构全面系统、关涉要素动态开放,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为新时代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     

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本文试图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就中国融入国际体制这样一个热点问题,从国际法律秩序的角度谈一点个人见解。从法律的角度考察,国际体制可以归结为国际法律秩序。当代的国际法律秩序,主要包括共存法与合作法两大部分。一个国家,不论它是主动还是被动、情愿还是不情愿,都生活在这个国际法律秩序中。中国的明智选择是,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主流社会,借助国际法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中体现本国的意愿和利益;在承认和尊重现状的前提下致力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国际法律秩序。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是实践了这样一种战略选择,这也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坚实基础。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完善国际能源秩序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思想,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观,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能源安全充满了不和谐因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迄今尚未建立,影响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中国应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的国际能源秩序。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的当代发展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在国际私法中的独立价值日益显现,并呈现出全面和多样化的趋势,内国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规范的趋同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规范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持续发展。这对传统的国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注重国家利益和内国秩序而轻视当事人利益和国际秩序的倾向提出了挑战,因而需要一方面在全面有效地协调国际民商事立法和司法冲突的前提下强化解决承认与执行冲突问题,另一方面在地域上实现内国、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协调。     

冷战后(1989-2000)中美关系的三种观念建构

对国家行为和国家间关系进行解释的基本依据是国家利益 ,但国家利益不是一种自然的客观存在 ,它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的观念的建构。冷战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内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对应观念建构 :意识形态对手身份、霸权国与潜在挑战国身份和相互依赖的认同 ,它们在竞争着两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义 ,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冷战后时期的三次大的危机和起伏 ,但两国最终没有走向根本对抗。这三种观念建构在新世纪仍然竞争着两国国家利益的定义 ,并规定着中美关系的基本方向和趋势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而且实践主体在参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了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认知。国际体系对中国各种参与实践的回应,推动了中国新身份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实践中,不断通过反思和创新,影响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由此,在"参与实践"、"身份承认"和"秩序变革"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因果作用机制,用于解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文章将实践重新置于本体论的地位,实践生成话语和认知、造就身份和规范的本质属性,正是参与实践塑造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日本身份认同的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身份认同概念这一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长期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建构主义提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以中日关系为例,在以往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都经历了几次角色身份的转变,随之对应的是外交决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21世纪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建构主义有助于弥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更好地诠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探索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新途径。     

和平发展战略下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新的价值纬度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和分量在迅速上升。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必须着眼于和平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要在现行国际秩序框架内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提升软实力在海外利益维护和拓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新的着眼点。     

论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支点

周边外交和"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中国外交的两大重点突破。作为中国最大"周边"的俄罗斯与中国互为传统邻邦,两国已经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和重大矛盾分歧;作为世界大国和地缘政治大国,中俄两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同为与西方传统强国在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上异质化的两强,中俄两国在经济、安全、人文和国际秩序四个维度上存在着诸多利益交叉和重合,而这正是中俄"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支柱。     

冷战后中日战略文化的碰撞与交集

中日战略文化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个方面,在冷战后时代,这尤其表现在两国的世界观、战争与和平观、战略认知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战略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冷战后中日两国的自身定位和相互定位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引起中日双方战略文化以及国家战略的碰撞与交集,并影响正在变化中的中日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生信仰构建的逻辑关系研究

目前中国处于转型期,思想与信仰多元化碰撞,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薄弱。对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生信仰构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探究,从中发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与影响规律很有必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对世界的认知和改造,包括对大学生信仰的塑造。基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能够承担构建大学生信仰的责任。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特质与大学生自身的特质与需求相一致,在大学生信仰构建过程中,有助于大学生树立信心、信念、信仰和理想,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重维度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潮流、思想理念、国际关系模式以及外交战略等几个不同的层面,展现出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内涵,构建起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的思想框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新理念和外交实践中的新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潮流的新认知、对21世纪国际关系模式的新主张以及对全球治理时代国际秩序的新思考,它既符合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平融入国际秩序的内在需求,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责任,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从改变自己、改变地区到改变世界,理论本质是基于全人类利益相关与命运相连的立场,表达出一种旨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意识。     

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便是其纲领之精魂。历经助推革命的法律理想动员、奠立国本的法制规范生成、协同改革的法治战略形塑,中国共产党的法治观迎来了新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法律理想、法制主张和法治战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整合为中心,形塑为面向均衡的新法理思想体系,以此连通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法治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法治观念的时代创新上,具有整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学术与政治、精英与大众的显著优势。这种特质和优势,鲜明体现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引领的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实践中。     

美国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

布什政府动员全世界应对新的威胁,但全世界公开质疑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是否合法。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逻辑翻转与布什政府的帝国—霸权观带来世界政治的变革。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聚焦于,利用单极实力保护自身利益。美国统治着世界,却并不遵守规则。这个帝国的政策在国内不可持续,在国外不受欢迎。赋予美国单极秩序以自由主义特色的政策建议,就是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参与多边规则和协议、分享战略决策等。美国应该超越均势和帝国的认识,成为自由主义的利维坦,以便建立美国单极权实力与广泛认同的规则和制度相结合的国际新秩序。     

中国崛起与海洋秩序的建构——包容性海洋秩序论纲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在国际海洋秩序的建构与调整中应当采取何种立场?中国之崛起需要何种海洋秩序?不仅困扰着国人、也困扰着我们的邻邦和国际社会。强调海洋自由以供包容性使用与锁闭海洋以供排他性使用之间的动态紧张关系,反映出国际海洋秩序一直处于不停的互动、不断出现需求与回应需求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根据其自身的政治理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海洋利用提出不同的主张与制度构想。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以及新兴的海洋利用大国,在海洋秩序建构过程中需要合理平衡包容性与排他性制度安排。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