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呼唤现代赦免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只有宪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赦免制度稍有涉及。我国现行法律对于赦免的施行既无实体规定,也无程序规定,赦免制度已完全被边缘化了。现代赦免制度正具有调节利益冲突、衡平社会关系之重要刑事政策机能。在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下,适当地运用赦免制度,可以很好地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利益冲突,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本文拟就如何重构我国的现代赦免制度,从现代赦免制度的类型、程序、法规设置等角度提出我们的初步构想。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使大赦在宪法中拥有一席之地,并通过专门赦免法对于大赦制度作详…     

论中国赦免制度的法典化

河北省政法委颁布“大赦民企原罪”的《决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其合理性作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本文认为赦免应当依法而行,我国赦免实践的无序,源于赦免制度的缺失。作者从现代赦免制度的特征谈起,评析我国赦免制度之不足,提出赦免制度法典化的建议,并对中国赦免制度的适用范围、原则、程序、效力进行了初步的构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死刑赦免制度研究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与国家庆典活动相关的死刑赦免制度值得关注与深刻反思。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诸多缺陷,严重影响其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和谐社会呼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赦免制度在中国的践行。为了坚持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国应当从立法模式、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方面,加强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立法完善。     

试论我国现行赦免制度之困境

赦免,作为一种减免刑罚的制度在古今中外的法律体系中一直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最早是作为君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我国历代君主都注重利用其彰显帝王恩德、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和对人权的维护,现代赦免制度逐渐演变成统治者用以调节利益冲突、平衡政治关系以及弥补法律不足的刑事政策,世界各国大都强调对赦免的运用。但赦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确定性,因而受到反对者的抨击。就中国而言,自1975年3月19日以来再未动用过赦免。我国在立法上虽未将赦免制度废除,但在适用上却将其束之高阁。本文拟从我国现行赦免制度的立法、实施情况等方面来探明我国赦免制度为何出现目前的窘境。     

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正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宽严相济"取代"严打"的社会背景,依法治国深入发展的法治背景下,"赦免"这一话题重新受到理论界关注,也不断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具体而言,我国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赦免种类看,我国目前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的仅特赦一种;二是即便特赦,宪法也是点到为止,只规定     

死刑赦免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死刑赦免制度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我国古代死刑赦免适用范围较为宽泛。我国宪法规定了赦免制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提及了赦免。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总共进行过7次特赦,之后没再实施过。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保障、政治昌明的今天,构建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     

重构我国特赦制度的完善构想

特赦制度能有效弥补法律规定及法律功能之不足,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在我国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呈现一种空白状态,特赦实质上是无法可依.本文着重从立法的角度就如何完善我国赦免制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我国赦免制度的激活与完善——基于限制死刑的思考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我国目前废除死刑的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应是理性的选择。赦免以其特有的刑事政策功能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激活并完善我国赦免制度对于我国死刑的限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完善赦免制度,其内容包括完善立法体例、赦免程序、赦免对象、赦免条件等方面。     

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这种立法现状在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几乎注定了其被悬置的命运。完善我国的赦免制度,首先要从实体上丰富赦免的种类,包括大赦、特赦、赦免性减刑和复权四部分。其次要从程序上予以完备,以保证赦免制度的规范运行。在特别赦免中,死刑案件特别赦免程序值得专门研究。关于赦免的立法模式,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制定一部专门的《赦免法》,明确赦免实施的各项实体和程序条件,比较科学可行。     

死刑赦免制度探析

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古代死刑赦免制度的比较,对死刑的赦免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在我国当前健全死刑赦免制度的必要性,并尝试对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做出初步构架。     

略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赦免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重要刑事政策意义的社会政策。不仅我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对赦免有完备的规定,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亦对赦免有详细规定。赦免的重要刑事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彰显国家恩德、抚慰人民心灵、利于处理特殊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符合刑罚目的以及有利于减少死刑。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恢复大赦制度,进一步完善赦免制度,并审时度势地对特赦与大赦加以运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阴建峰应重构现代特赦制度但贪污贿赂案暂不适用

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基本方略的今天，以特赦为核心的现代赦免制度代表了刑罚轻缓化的方向，是重刑桎梏中宽容精神的有力突围，顺应了刑事法治发展之基本规律。司法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后有7次特赦。自1975年3月19日以后，我国便再未实行过特赦，以致该制度逐渐被虚置。     

浅析赦免制度存置之根据

从理论上看，赦免制度在宪法学和政治学、刑法学以及刑事政策意义上都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由。它既是分权原则、行政权保障人权的体现，也与刑法谦抑性、人道性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相符，同时还具有维护国家安全、救济法律之不足的功能。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赦免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刑事司法现状、民情与国法相冲突等问题的现实需要。     

论卡特尔赦免制度原理——兼议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之适用

卡特尔赦免制度是针对卡特尔内在的隐秘性特质设计的破解方案,它以博弈论作为理论基础、以"囚徒困境"作为墓本模型,符合法定条件的卡特尔成员能够得到法律责任的赦免.在实践中各国的赦免政策不尽相同,本文通过比较、例证,认为许可赦免的多重申请、准予申请人出于取证的目的继续参与卡特尔、限制赦免的自由裁量权更为有效,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仍需进行制度完善,构造双重风险体系.     

基督教伦理视野下的赦免制度的探讨

赦免制度得以在西方国家普遍设立,除了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以外,西方普通民众的伦理观念也与赦免制度的设立有着密切的联系。赦免与基督教伦理思想的一致性,以及刑罚人道主义对赦免制度的呼唤,是赦免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刑罚报应论下,报应正义与赦免的矛盾是能够在爱的伦理下得到化解的。作为西方重要文明的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对民众赦免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影响。     

浅谈亲亲相隐原则——在现代法治的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思考

亲属容忍制度是我国一项传统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传承数千年,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却彻底否定了该制度。本着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之旨趣,重新解读亲亲相隐制度,发掘其制度在当今社会之时代意义,并希望在立法、司法层面很好的运用该项制度,而为现代法治做贡献。     

论容隐制度的回归路径

容隐制度作为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华法系的史册中存在了两千余年,并且至今仍作为一项普适性的法律制度为世界众多国家的法律所认可。但是,容隐制度却未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得以体现。容隐制度体现了对善良人性的关注,契合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在和谐社会背景下,重构我国刑事法治的现代容隐制度,是我国刑事法治文明与人道的体现。     

论赦免的概念及其属性

本文首先对现代意义上赦免之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赦免所具有的补充性、强制性与象征性的外在形式特征.随后,论文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赦免权的内在属性.     

新中国赦免制度的发展状况及评析

赦免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到今,赦免制度一直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在发挥其功能,但新中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的种种现象都反映了赦免制度的现实景况不容乐观。     

论赦免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赦免究竟是宽容还是纵容,是法治还是人治,是补救还是破坏,是追求正义还是蔑视正义,是鼓励自新迁善还是危害社会治安?对这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在整体上肯定该制度存在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所具有的弊端。只有在正确地认识赦免制度的利弊之基础上,兴利除弊,谨慎地适用赦免,才会收到严刑峻罚所难以企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