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下的村规民约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完善和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决心。作为村民自治制度核心内容的村规民约也日益受到关注。村规民约自身的特点及其特殊的地位,使其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张力。通过对村规民约与法治的内在关联正反两方面的剖析,揭示出"村规民约"对法治的推动保障作用与客观消极影响之间的矛盾,并从法律多元格局的角度,为协调这一矛盾,推进村规民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以期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秩序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     

转型社会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思考——兼谈村规民约的历史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法治化首先是中国乡村的法治化,然而,近年来乡村法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对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以及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本文拟从村规民约在构建和谐乡村、法治乡村过程中的贡献及存在问题出发,进一步探讨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及定位.     

法治湖南背景下的村规民约修订研究

法治湖南的内涵涵括国家法与民间法两个层面的法治化,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规约,具有民间法意义上的软法特质,村规民约法治化是法治湖南的必然要求。当前湖南村规民约存在违背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等情形,同时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和执行力有限等问题,建议严格依据法律和政策修订,确保村规民约自治性质,突出湖南地方民族特色,同时加大村规民约的程序保障,增强村规民约的执行力。     

法治城市建设的着力点——提升市民法律素质

随着法治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推动,法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问题决定,本文认为目前形势下应将法治城市建设的着力点由强化国家机关的引领示范作用转到提升市民法律素质上来.因为:以提升市民法律素质作为法治城市建设的着力点,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治理模式新特点的客观要求,是由目前市民的法律素质状况决定的,提升市民法律素质还是促进法治城市建设其他要素更好实现的有效手段.     

村规民约与立法的冲突

村规民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其地位、作用和影响都不尽相同。在国家法治化的进程中,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加剧,本文结合调查资料展现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表现并探讨其根源,最后针对冲突发生的根源提出建设性意见。     

尊重内生规范与法治——读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

法治追求秩序,然而秩序却并不仅仅因法律而生。民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土生土长的内生规范同样对秩序的生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内生规范直接影响着人们纠纷解决的手段和结果。要实现法治,不得不尊重内生规范,这是《无需法律的质询——邻人如何解决纠纷》给予我们的启示。     

农村基层“准法律”——“村规民约”

农村基层“准法律”——“村规民约”汪俊英一、村规民约建设的重大意义所谓村规民约，是指在村民自治的条件下，由全体村民共同制定并遵照执行的关于村务管理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建设关系着中国农村民主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对于促进基层农村依法治理工作，进而推动依法治...     

比较研究法律工具主义、法律价值主义展望中国的法治发展

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价值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其对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起着不同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价值主义的比对,进而提出中国法治发展的展望,以期在今后的法治建设中用更加合理的手段,充分发挥法律价值主义的作用,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村规民约: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调适的路径选择——以融水苗族村规民约对财产权的规定为视角

广西融水苗族村规民约在财产权保护上十分重视,以较大篇幅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财产权纠纷的规制进行规定,在承继和发展苗族习惯法有益部分的基础上有力地维护了村民利益,同时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在国家法的框架内,逐步向国家法治靠拢.因此,对广西融水苗族村规民约的阐述更明确了村规民约作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不断调适的首要选择和最佳途径.     

民间法的法理学探析——与国家法的比较为视角

民间法在现代法治体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从法律理念上来看,民间法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发挥如此的作用、它在法治的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该怎样看待村规民约?本文将从以上方面对这些问题做相关解答。     

农村法治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农村法治建设是实现中国法治的重要环节。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农村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本文从经济落后、制度不完善、法律文化缺乏和法律意识单薄等农村法治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农村法治化进程。     

侗款的变迁及其与侗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随时代的变迁,侗款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规约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当代的存续形式主要表现为村规民约。侗款纠纷解决功能的运作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相互作用的传统运作方式与现代运作方式。通过侗款解决纠纷与通过国家司法解决纠纷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之处,应该从治理的角度来正确对待侗款,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侗族地区民族团结、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     

当前中国加强法治认同建设的现实意义

法治认同是指公众对现有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等法律要素产生的认可和赞同.对目前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来说,法治认同可以提供思想基础、合理性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加强法治认同建设,需要加大法律的便利性和人文性、开展全面性的法治宣传教育、规范法律的实施.     

少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内升外连——以丹江镇村规民约为解读起点

村规民约作为传统乡约的流变形式,虽然其消解趋势不可逆转,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民族成分的复杂、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地区的封闭落后,又给它的生存和价值发挥提供了土壤。村规民约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其客观性;从法理学角度对现存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作用的村规民约进行分析又可挖掘出其法律的特性与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规民约也应当顺应时事的变化,现如今就是要与国家法实现内升外连。     

法治的基石在社会

建设法治社会,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国家同法治社会是两个对应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存在互补互动关系.国家法律主要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 法治社会并非简单地指以法管理社会或守法的社会,这只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内涵.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包括各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法治轨道上运转,社会力量在法治范围内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以及公民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符合法治精神.建成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法律和社会规范、社会公德约束自己和他人,并监督国家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轨道上运行.     

寻找法律秩序正当性基础--和谐社会的法律供给

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关涉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法治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也是关涉人们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要有具备充足正当性的良好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的正当性要从规则正当性、结构正当性和价值正当性中寻得.     

农村法治建设的难题与破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部署,对农村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全面提升我国国民整体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必须把法治建设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从农村最基层入手,加快法治农村建设.本文通过对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研究分析,找出其存在的工作难点和问题,提出建设法治农村相关对策.     

烨泉：法治信仰是律师职业道德建设之本

建设法治中国，完善的法律制度只是一部分，而人永远是事业成败最重的砝码，尤其是作为法治建设核心力量的法律人。只有德才兼备的法律人队伍，才能坚定人们对法治中国的信心。律师作为法律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业道德建设理应与国家的法治建设进程同步。     

论真诚对待法治——以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为视角

法治的实现需要法律语言的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语言影响与控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兴起了一股法治修辞的热潮,这是形成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话语的前奏.虽然法治必须由体制、制度、规范和程序等硬件构造,但硬件要想发挥作用,还须辅之以对法治理念、价值和原则的普遍认同.无论在运用法治进行组词、造句,还是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谋篇布局、决策行为都需要真诚地对待法治.法治是由法律使用所塑造的秩序.只有在真诚对待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制度改革的推进,也需要话语方式的转变.     

论法的安定性与民法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部门法中的体现

民法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对法治有其独特的表达.民法法治即表达了在民法领域实行与实现法治的理想状况.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法部门自然属于“全面”中的一份子.本文的研究即在于从民法这一部门法的视野去观察法治,特别是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观察.民法法治有其不同于一般法治的特点,在立法、司法以及法律意识的养成和法律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针对这些特殊性,民法理论与实务可以为法治建设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法治事业也是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事业.因此,开展法治建设的部门法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