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民参与 提高政府决策能力

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完善公民参与是最优选择。在政府决策中,公民在其中是否发挥了有效作用,政府的决策是否符合民众的需求,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虽然我国在公民参与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改革,但是我国政府决策中公民参与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完善。怎样使政府决策达到科学化、民主化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这里,从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公民参与意识、完善制度建设——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和推进民主科技化——搭建公民参与的技术平台三个方面阐述如何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制度,从而达到提高政府决策能力的目的。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基于政治控制的视角

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加大了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步伐和力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存在一定的问题,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需要从观念、技术、手段及制度等层面对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施以政治控制,以促进公民参与的有序化。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选择

将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结合起来 ,突出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性 ,是群众观点在决策领域的升华。扩大公民参与 ,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目前 ,我国公民社会的参与程度还不高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政府的动员下参与的。因此 ,我们应当从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公众利益表达等层面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切实维护公民参与的权利。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为分析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我们从我国社会现实实际出发,增加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具体来说,政府要树立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完善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素质和能力.     

公民政策参与的功能分析

公民政策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和活动。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民主价值、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和增强政府合法性,保证政策的科学制定和顺利执行,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和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能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公民政策参与并不必然对所有方面的政策问题解决都带来积极的效果,它也可能会使政策的质量、成本、利益取向以及政府效率和权威方面产生问题。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度”,尽可能地因势利导,使其扬长避短。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作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先导和主要手段,一切危机管理都离不开危机决策。而公民的有序参与是科学、民主与合法地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许多困境:危机信息的传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公民参与危机决策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危机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危机信息公开化,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的主动精神,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并及时有效地消除公共危机。     

社会变革中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特征与政府的对策分析

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是我国社会全面变革的过程.在变革社会中,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现出主动性参与、利益性参与、多群体性参与、智能性参与、法制性参与等一系列新的特征;面对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新特征,作为公共政策活动最大主体的政府,理应采取一系列新对策,即树立开放的政策观念,确立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扶持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强化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和主体地位,规范参与程序,尝试公民政策参与的新机制.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非均衡性: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特征

在公民社会的选择性政策参与取向、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和制度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非均衡"特征比较凸显:实际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范围不均衡;官办组织与草根组织影响政策过程的方式选择不均衡;影响政策过程的效能不均衡.这种非均衡特征的存在,不但会影响公民社会政策认同功能的提升,而且易破坏政策过程民主化的进程.但在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均与国家主动让渡的空间密切相关的生发逻辑下,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日臻成熟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日渐深入.以上影响因素都将随着国家与社会间合作共赢关系的逐渐形成而被破解.由此,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基本趋向.     

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模式分析

由于政府面临的公共服务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公民参与在很多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有效吸纳公民参与的力量,对改善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内容的广泛性和提供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从公共服务的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两条路径出发,可将地方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分为六种模式类型,即决策阶段的决策型参与、有限吸纳型参与和告知型参与,以及提供阶段的校正型参与、改善型参与和合作型参与。现实生活中应根据不同的公共服务问题,选择公民参与的有效模式和策略。另外,在公共服务的公民参与模式中,需要把握公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考虑公民参与以后,政府能否驾驭公民参与所带来的影响。     

当代中国政治决策模式初探:构成、优势与不足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决策模式,即执政党创议模式."创"意味着政党在利益聚集的基础上,承担着确定政策问题和一揽子政策备选方案的功能."议"是指政党通过其代表参与议事,即参与政策方案的提议、讨论和选择,从而完成政策方案的合法化过程.具体到政策议程、党政关系和党内决策上,这一模式包含了许多更为具体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政策代表性、稳定性、持续性和低决策成本上具有优势,但是在公众的参与程度、规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上还是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完善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意义及其路径选择

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 ,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和意愿的一般公民政治行为及过程 ;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而且最明显的政治参与形式。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保证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方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推进和完善公共政策参与必须从发展政策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策参与制度化等三方面来加以推进。     

理性与激情的平衡——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

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关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也成为学界的热点.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度非常低,这会导致政策合法性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误、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和公共权力的异化等问题.而公民的过度参与则极易引发政治动乱,不利于国家稳定,会极大地影响政策制定的效率,给政府和公民带来极高的参与成本;会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导致公共政策的扭曲.因而,公民适度参与既可避免支持者对公民参与抱有的单纯激情,又可避免批判者对公民参与持深度的怀疑态度.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障碍及实现途径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于优化政府决策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策参与程度较低。本文试图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行政环境出发,分析指出影响公民政策参与行为的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氛围、教育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文章还就这些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动因和方式

结合中国实际,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有着强烈的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愿望和要求,政府也有接纳公民社会参与的动机和需要,两方面的结合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基本动因。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辅助执行、受托执行和监督执行三种。当前在这三种方式中辅助执行最为常见,受托执行逐渐增多,监督执行作用日益增大。     

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与公民政策参与绩效提升

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越来越重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集中表现。既然政策参与对政府和公民都有益,那么现实中为何政府和公民都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困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受制于资产专用性。因此,基于"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特殊资产专用性等角度分析,专用性资产对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缺失,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不足,专用性人力资产匮乏,特定资产发展滞后等。对此,应采取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加大政策参与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逐步加大政策参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投入;加强公民政策参与制度专用性资产建设等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对策建议。     

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

社会资本的生产、维持和积累主要依赖于两大来源:互利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即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等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储量息息相关。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公民切实进入公共政策过程、讨论特定的政策议题、协力执行公共政策的前提。因此,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公民参与网络这个变量,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形成公民参与网络和公共政策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我国“政策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问题界定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问题界定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实现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回归,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问题界定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一个机制加因素的分析方法

公民参与越来越多地见于政府行为的诸多领域,公民参与的各方面设施都在逐步建立与完善,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力仍然有限。采用机制加因素的分析方法,分析公民在参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实际影响力,并从中观察我国的政民关系。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基于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经验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这一议题备受学者、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注。本文特选取获得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为研究对象,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出发,剖析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过程、决策特点和公民参与的形式,总结并诠释杭州市开放式政府决策的实践作法与相关经验,认为构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关键在于回答好四个问题:谁参与、参与什么、怎样参与以及参与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