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议记录看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时间最长,针对当时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标准,提出秘密环境下党组织应建立全国交通网。这是这次紧急会议提出的挽救中国革命最符合实际、最具体、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反映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重大转折关头的过人胆识和探索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博大胸怀。     

改革视域下的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是一次改革的会议,适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遵义会议形成的领导集体、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及此后运用的机动灵活的军事策略,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取得的成果,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源泉和精神动力。     

关于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对华政策转折和探索的结果,它的错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它的探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具有导引作用;会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在暴动策略的制定上是留有余地的,并非一味地强调即时暴动和拼命暴动;会议虽然犯了不恰当地强调党的指导机关干部工人化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提出把中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决定,却是重新整合党的组织资源的必要,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要,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需要。     

论中共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杰出贡献

中共七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党内掀起了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在新时代,中共七大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仍具有现实意义。     

党的五大与“八七”会议比较研究

1927年,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先后在武汉召开。这两次会议召开时间相隔不长,虽然内容不同意义也不一样,但有很多相通和关联的地方:五大是基本正确认识土地革命的思想转变点,"八七"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发起的实践转变点,它标志党的重大战略实现转变;"八七"会议又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转变点,中共从此开创苏维埃政权。五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土地革命政纲,首倡土地革命的口号;"八七"会议首次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确定为总方针,并与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贯穿整个土地革命全过程。两次会议的"议决案"等,都是记录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文献。有了五大的铺垫,成就了"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七·一三”宣言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

中共“七·一三”宣言发表于·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七·一三”宣言发表后,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回湖南准备和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在党内最早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认识到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探索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思想。     

中共“八七”会议的再认识

一般历史课教材评价中共八七会议是:它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大量史料证明,在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就有了类似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政府为什么叫人民政府,而不叫“联合政府“?

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尽管不叫"联合政府",但比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联合政府",代表性更为广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是一次"准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产生的"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具有更大范围的民主性.     

八一南昌起义与中国革命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在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将旧式军队改造成新式人民军队,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以改变以往单纯的军事斗争,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而八一南昌起义时期的探索与革命根据地的探索,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共和国三代领导核心重大决策思想探析

本文通过对我党三代领导核心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历程的决策思想探讨，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思想基础。     

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苏维埃是俄文音译词,译为代表会议之意。“苏维埃”来到中国之后,其革命象征意义大于本身原义,成为人们革命认同的一个符号。“苏维埃”的提出表明中共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苏维埃”的发展表明中共局部执政的尝试;“苏维埃”的终结体现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苏维埃”在中国从提出、发展到终结,尽管存在时间不长,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当代价值——纪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80周年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新的革命道路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作为一条具体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的思想内涵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特别是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所表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群众性政党”的提出与中共四大的作用

"群众性政党"的目标,出于共产国际四大。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 时期,党的力量和影响都不大,因而遭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轻视,反对将中国共产党建 设成群众性的政党,并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身上。中共四大根据建设群众性政 党的目标,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五卅"运动的成功,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始于井冈山。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开始经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但这个“结合”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中国化“开篇”的界定应有两个尺度、“化”出两大成果：一是实践成果——开创出一条中国革命新道路，二是理论成果——创造出一个中国革命新理论。“开篇”的核心和主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井冈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发祥地。井冈山时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奠基石。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祖。     

让井冈山精神照亮自主创新之路

井冈山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造的革命成功之路，井冈山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首创精神，自主创新道路与井冈山道路一脉相承。中国革命历史已经证明，井冈山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中国建设历史必将继续证明，自主创新道路是中国面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自主创新道路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新形势下的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和自主创新道路的核心，都是坚定信念，敢闯新路，都是弘扬创新精神的伟大成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北方建立的巩固的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历尽艰难曲折,其历史经验为：坚定革命信念,努力不懈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挫折中不断摸索新的斗争方式和路径;从首先保存自己出发,正确估量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选择根据地的中心位置、发展方向、发展方式;根据地的各项政策都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求同存异,以革命大局为重。这些历史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毛泽东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考察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领导开创的。毛泽东自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辗转开上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此后,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开辟了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和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共同塑造了政党——军队型宣传机制。与其他类型的宣传机制相比，政党——军队型宣传机制在信息输入、信息转化和信息输出上都具有非常独特的特点，具体体现为信息输入上的“集权与分权并存”，信息转化上的“受众本位”，以及信息输出上的“弥散式”格局。政党——军队型宣传机制，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领导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分析法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合法性路径选择进行了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并对其利弊进行了阐释。同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问题，执政党还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制度创新，来不断提升执政的合法性。     

毛泽东群众运动理论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主体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工人阶级取代民族资产者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和组织领导湖南工农运动,在开辟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理论,经历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实践检验以后,成为他后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