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政治法治化简

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法治”进一步强调“依法治权”，即要求法律具有制约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两个方面的功能。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态要从权力主导向宪法主导转变，强调政治的法律化和法治化，要用宪法规制国家权力，并努力使其超越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法律调节，实现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     

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法保障

宪法是一部确保国家与公民这一最基本社会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和谐的基本法,是一部确保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本身符合和谐社会精神以及它们之间和谐协调的最高法,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宪法的保障。目前我国现行宪法在保障和谐社会构建方面存在宪法对国家与公民之间基本关系的调整不力、现行违宪审查制度不完善等不足。我们要从宪法制度上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重点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将执政党的权力纳入宪法的调整范围;进一步修改宪法并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使宪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的和谐标准法和最重要的和谐保障法。     

法治政治德治

在现代社会 ,民主政治不能脱离开现代法治 ,而且 ,鉴于法治与社会客观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德治实践也不应该把法治放在次要地位。不管是“讲政治” ,还是“以德治国” ,都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都应当以兴民权、行民治为圭臬。     

论政治运行法治化的外围架构

政治运行法治化的外化方式 ,包括政治法的制定、政治法的实施和政治法律监督三个环节。政治法的制定是政治法的立、改、废活动 ;政治法的实施是政治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和实现 ;政治法律监督是政治法运行过程的监察和督导活动。三个环节缺一不可。     

宪法解释的特质

宪法的原则性、政治性和最高法位阶性,使宪法解释不同于一般法律解释。尽管宪法学不能真正作到政治中立,宪法解释离不开政治价值的考量而具有政治性格;但宪法解释同时具有法释义学性格,要受法解释规则的拘束和法学方法论的制约。以民主因素为核心的方法是最有前景的宪法解释方法,释宪者对作为基本权之载体的宪法进行解释时,人民利益是必须虑及的核心因素,宪法基本权价值构成了宪法解释的限制条件。     

作为宪法性义务的政治效忠——以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事件为视角

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争议的本质是议员的政治效忠问题。政治效忠表达的是个人或组织对国家的忠诚义务,其经历由道德义务向法律义务(首先是宪法义务)的转变。现代法治框架下,政治效忠集中表现为个人或组织等主体对国家宪法体制的尊重和维护,其主体包括个人、国家公职人员、政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但不同主体效忠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其违反的后果均存在差异性。《宪法》上的政治效忠义务应通过普通法律予以具体化并应由相应的法律机制予以保障。香港议员对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承担政治效忠义务,宣誓是政治效忠的表现,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由否认法定的宣誓要求。     

试论《反分裂国家法》的法律地位——以承上启下为研究视角

《反分裂国家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上秉承《宪法》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基本精神,对下衔接《刑法》中制裁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具体措施。这部反映和平与统一精神的宪法性文件,把国家和平统一的意愿提升为国家的意志,并努力纳入法治运行的轨道,给政治上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提供了敦厚的法律依据。     

美国宪法的司法化过程探讨

宪法是一个国家具有可操作性的最高法律准则,宪法的司法化过程是当代世界各国宪政的总体趋势和发展方向.美国宪法的司法化过程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并成为当今被公认为西方政治与法律制度史的里程碑式的文件.美国宪法司法化的这一过程及形成原因对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借鉴的意义.使宪法从"书本上的法"变成"活的法律",实现司法的独立与超然,使司法机关直接适用宪法的制度.     

"政治效果"的法理学分析

"政治效果"具有独立性价值,其源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传统法学理论,是法本质的内在要求,并服务于政治文明,脱胎于"社会效果",成为进行个案利益衡量并影响法官心证的新增因素."政治效果"论与法的价值理论在终极关怀上具有一致性.法的正义、秩序和效率价值与政治统治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与政权建设的需求是吻合的.正是这种同质性,法的运行才完全没有必要也无法排斥政治因素,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政治效果"的尊重也必然就是对法律信仰的坚持.     

难以践行的誓言——关于法官法治信念的考察报告

当下的中国法治遇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司法理念含有太多政治因素，而司法过程中包含着太多的人情等因素，法律效果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以至于法律不能以自身独立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我们不反对法律工具主义，也不反对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法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活动不能违背自身的规律和逻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无疑对司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要想使其更好地发挥理念的指导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探寻其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法律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法治不等于政治，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法治对政治有约束作用，法治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法治服务于政治不能抛开法律的规则和程序来片面地追求社会效果。如果离开法律方法——这一基本的司法规律办案，将会彻底断送司法公正。     

宪政在政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制度为核心 ,以实施宪法、实行法治、制约权力为保障。宪政是以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基础 ,是宪法规范及其实施并对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现实影响的产物 ,是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和标志。宪政对政治文明具有保障民主政治的运行、建立和维护社会正常的政治秩序、制约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作用。树立宪政意识、实行法治和党的依法执政等是政治文明建设中急需完善的主要问题。     

宪法·宪政·法治·宪法关系——兼与杨海坤、朱进先生商榷

宪法之于宪政以及宪法、宪政、宪法关系间之交互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广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宪法为何物,宪政系何义?宪法学界的探讨和认识在不断深化。宪法是民主国家之政治根本组织大法,是法制体系中的最高法与“先行之法”;宪政是民主政治的宪法范式化、是宪法规范下实践中的民主政治运作模式;宪法关系是宪政主体之间依一定的宪法事实,依宪法规定而发生的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即宪政权利(含“权力”)与宪政义务关系:“法治”系由宪法、宪政派生而来,其基本价值与实证精神系由“宪法关系”实践之所彰显和承载。     

宪法约制刑法的中国解释

宪法与刑法同属公法范畴,无一例外地受到公权力的礼遇,在它们之间也因此形成特殊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宪法约制刑法”注定成为了民主政治所无法回避的世界性命题。事实证明,与其由国家直接控制刑法,远不如交由完法约制更为妥适;宪法可以对刑法施加政治影响,但其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所约束;刑法固有的价值取向如与宪法发生冲突,宪法原则何以成为解围的准则;当主权被置换为管理权、且以此名义制定了刑法并用以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时,宪法与刑法之间趋于表面化的互动关系何以成为隐藏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庇护所,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无一不是法学理论的重要课题。如果从中国现实——包括现行的法律理念、法律框架、法律生活及法学成果等——出发进行相关的命题整合和理论推导,对提升这一边缘理论的附加值将有所助益。     

宪政、议会、政党

宪政是民主运动的产物,是民主的宪法化。宪政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但不等于法治的完成。宪政的实行离不开议会,而议会的顺利运行则有赖于政党。一个国家的议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政党的逐渐成熟完成的。     

我国宪法权威缺失的原因

宪法最高权威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应体现在实质上。然而我国的宪法权威却是缺失的。缺乏市场经济的支撑，宪法权威失去了经济基础的保障；政党制度可操作性的空白与发达民主政治的缺乏，使宪法权威失去了政治层面的维护；思想上宪法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薄弱，无力支撑宪法权威；在法律层面上，违宪审查制、司法实践中的回避更进一步将宪法权威与人们生活之间的距离拉远，缺失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增强宪法观念 建设政治文明

依法治国的核心命题是“依宪治国”。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坚持依法执政。宪 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和 法律要求包括制度建设、法制化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法制化要求、“党法”要求。     

对和谐社会政法文化建设的思考

加强政法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之一。政法文化是一种与政法工作或行业相关的职业文化、职业精神,其核心内容包括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尊从法律、维护秩序的职业准则,政法职业者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塑政法职业精神,推进职业化建设,加强法学教育,完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