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

“以人为本”是以谁为本？说来话长。中国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春秋时期即提出了“民为邦本”、“以人为本”的口号,这从表面上看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但实际上由于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分野,存在着剥削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难以享受人的尊严与价值,不在“为本”之列。在欧洲中世纪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里,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这里的“人”无疑指人类，指全体社会成员，而当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根本没有做到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本。     

谈谈中国历史上的“圣经”与“圣诞”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圣经”、“圣诞”、“圣诞节”等词语已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表达的意义与基督教的概念不同。将儒家经典视为“圣经”，反映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尊崇。经历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巨大冲击，中国历史上的圣诞节已为人们所淡忘，但传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丰富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     

徐幹“美育”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美育”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徐斡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美育”概念的人，他的“美育群材”说与席勒的“美育”概念的基本内涵非常接近，但早了至少1570年。徐幹的“美育”概念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礼乐教化的美育传统和美育观念，体现了儒家美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孔子的“忠恕之道”与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

“仁学”是儒家人学的哲学，“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伦理原理中重要的道德内容。孔子认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仁”，就是道德。这种儒家道德行为的主要实施方式即“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构建了儒家伦理型人学的道德精神体系，对充实个体道德精神、加强社会成员道德责任感以及构建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都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培育国家公民：黑格尔“客观精神”中的教化及其作用

“教化”是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客观精神”中的教化，以抽象的自由理性之人为起点，超越对个体主观认识的培育，旨在现实的社会中培育国家公民。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化应根据“抽象法—道德—伦理”的逻辑顺序，在方法上从外部强制发展为说服感化，在内容上从否定性内容发展为肯定性内容，最终达到外部规定与内心认同在更高层次上的统合。基于“家庭”与“市民社会”两环节是“国家的理念”自身的分化，教化的过程应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教化一体化中完成。黑格尔“客观精神”中的教化，围绕人的社会政治属性展开，对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具有启示作用。     

儒家的教育精神及其现代重建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称作“教化的哲学”。儒家教化思想首先体现在通过“神道设教”使其教化具有普泛的社会意义,从而对社会生活起到精神引领作用;其次通过经典传习,建立起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内在统一精神;再次,通过各种社会生活形式对个人进行人格熏陶。但由于近代以后受西方教育理念和学术体制的影响,儒家的教育思想被割裂。要重建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建立体制保障,重建书院体制保证经典传习,对传统礼仪礼俗系统返本开新,以契合今天的世道人心。     

先秦乐舞的角色演化及其在礼乐文化中的建构功能

先秦乐舞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源头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演化过程中，先秦乐舞从依附于原始宗教的从属身份逐渐转化为独立的文化功能，并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实践中，推动了先秦文化从“礼仪”到“礼制”的跃迁，在“礼崩乐废”之后，先秦乐舞又成为儒家创造礼文化的思想灵感。经过儒家思想改造之后，礼乐实践结构中先秦乐舞的原始观念与感性形式被扬弃，礼乐实践的思想性内容得以引入礼文化系统，并在儒家的思想探索中形成礼文化的独特形式与鲜明风格，从而使先秦乐舞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之中，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特殊的文明样态与特有的文化形式。先秦乐舞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研究先秦乐舞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社会功能，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始源与社会形制的演化脉络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

乐教在先秦为儒家所重，其与《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六经。“广博易良”四字从动机论、知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四个维度切实、全面地体现了儒家乐教的内在特征。“广”即“广其志意”，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尚志”趣向；“博”即“博学于文”，展示出儒家乐教的致知进路；“易”，取之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教化之方；“良者，善也”，它真实地反映了儒家乐教以“成德”的价值取向。     

郭店楚简“以教治民”思想探析

郭店楚简“以教治民”的思想,是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以教治民”思想的提出顺应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以解决民从民信为其政治目的。本文试从“以教治民”思想的背景意义,人性、人道与教化的关系,教化的方式,教化与求己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其历史性价值。     

简析儒家的“人性善”与人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产生了很大作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觉时,就要由“君子”来教化;在“教化”失效时,就得靠政治权力来强治。这样就走向了以道德立国,把道德政治化、刑律化的道路,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人治下的法治”、政治伦理化的境地。     

以礼为治或抑以法为治：兼评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

古代中国是以礼为治的社会，调节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核心规范体系是礼，而不是法。中国古代是在刑罚的意义上理解“法”，传统的法只是儒家伦理精神制约下的辅助之物，缺少自己的独立品格。我国现代社会治理需要确立法的形式正当性理念。     

从“用夏变夷”说看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所谓“用夏变夷”,就是用华夏儒家的“礼乐教化”去同化周围不开化的“夷狄”,这在中国古代华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当“用夏变夷”观念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日益相结合时,华夏文化的发展便受到阻碍。尤其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由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固守“用夏变夷”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最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历史事实表明,我们只有克服文化本位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错误倾向,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经世致用”与文化制衡

“经世致用”与文化制衡李春青“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就儒家而言，这种实用性的文化价值观大致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     

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观与“内在超越”

生死观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宏大哲学命题，中西方在生死观上有很大的不同。与西方的惧怕死亡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意识到了“内在超越”死亡的意义所在。在古代文人的作品里，“内在超越”思想非常丰富，本文以此概念为核心，主分析了道家、儒家、佛家以及在“儒释道”三家合流影响下，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观。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理想信念，也是民主党派的奋斗追求，“实现中国梦，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民主党派同样责无旁贷”。民主党派及其成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和中华民族、     

《太平经》“德”范畴之义蕴探析

《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杂揉了天命论、天人感应、神仙方术等神秘主义内容，但其关于“德”的思想“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特别凸显了臣民之德在德治实施中的重要性和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的必要性，表现出了同儒家德论传统之间的深厚渊源。     

论中国古代教化方法及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教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教化是政治概念,与维护政治统治有关;是德治概念,治理国家需靠道德教育推进和实现;是社会化概念,是社会主导,面向全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教化的具体方法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和践履笃行。中国古代教化方法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语录

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社会活力和凝聚力来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自社会文化的“个性化”，来自崇尚理性、尊重科学的精神，来自国民教育的普及。     

试论郭店简《老子》“朴”的伦理学意义

“朴”是老子思想中的伦理学基石，老子认为，人是自然的派生物，人的本质是“朴”。知识、利益、教化与“朴”是对立的，人在获取知识、利益、教化的同时，存在着对人的本质属性背离的倾向。在奴隶制社会中，人被抽去了人的本质、人性、人格，成为统治制度、礼义观念的填充体，成为神的附庸。老子对于人的本质的“朴”的规定，否定了社会进程中对人性，对人本身的抹煞，不仅在当时是进步的，即令在今天，其基本精神依然具有借鉴的意义。     

儒家“诗教”对《歧路灯》创作的影响

《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受到儒家“诗教”理论的深刻濡染，在创作中特别突出了文学的教化作用。一方面，作者对封建政治进行了美化；另一方面，又大量暴露了它的罪恶。此外，作者在创作中还很好地贯彻了儒家“诗教”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