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冲击波”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美欧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特朗普激进的执政理念及其提出的颇具颠覆性的对外政策主张,令欧洲对未来美欧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感到担忧。在美国利益第一的原则下,特朗普将通过施压和采取"交易式"方式同欧洲在诸多领域讨价还价,寻求利己的解决方案。随着潜在分歧与摩擦的增加,美欧关系在今后一个时期可能会趋于紧张,但紧张程度仍将被控制在双方可承受的范围内。考虑到美国在欧洲的核心利益未变以及欧洲盟友对美国依然具有全球战略价值,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可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经过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整,美欧安全防务关系仍会以稳定为主基调。特朗普对欧政策的实施将受到国内因素的一定制约,这也将有助于确保美欧关系处于正常轨道。     

美国贸易协定政策评析——基于对USMCA、美韩FTA等贸易协定政策的分析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主导下,美国将"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作为其贸易协定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实施了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FTA,启动美日、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一系列政策活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政策及其实施增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汽车及零部件等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过去70多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框架构成严峻威胁.拜登上任后,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有明显扭转,并有延续的意图.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生效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可美墨加协定作为美国新政府未来贸易协定谈判模板的地位,且从其加强与友邦和盟国合作的贸易政策导向来看,拜登政府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美韩FTA 2.0、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合作深度,大力推进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     

美欧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设想与中国方案比较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欧盟提出了对WTO改革的设想。相较之下,欧盟虽然在WTO上诉机构危机及其处理上对美不满,但其核心主张与美国的核心主张具有相似性和兼容性,即反对"非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搭便车"和推行"不公平贸易"行为,并获得对欧美贸易的巨大优势等。中国的改革方案不仅关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生存,还一如既往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内的权利,而且着力反对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规则的引入。中国与欧盟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危机处理方面存在共识;但中国的改革方案与欧盟、美国的设想存在诸多差别。鉴于WTO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以及美欧中改革方案的差异,要真正启动WTO的改革,困难重重。     

德美贸易摩擦的新特征、成因与趋势

美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特朗普政府对德国贸易救济调查的阶段性新特征包括:反倾销调查;利用日落复审延长反倾销实施期;利用337条款启动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启动201调查,实施全球保障措施;重启232国家安全调查。其原因主要包括:减少贸易失衡;保护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强化科技竞争优势;国家安全观泛化;以单边主义的贸易救济调查为筹码,在重启的美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施压。德国的应对举措包括在欧盟共同贸易政策框架下利用进口关税及数字税手段与美国博弈、实施补贴性质的产业链政策形成制造业发展新动能、推动与美国通过谈判协商化解贸易摩擦。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汽车关税失衡"将成为德美贸易摩擦的焦点问题之一,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诉讼战风险在上升。     

走向“贸易新世界”的美欧关系——“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资本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启动"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美欧经济相互依赖度高,它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受到的非关税壁垒的困扰要超过关税壁垒的困扰,因此协调和统一各自市场规制成为谈判的核心内容。但社会抗议和政治文化的差异同时作用于美欧内部政治层面,阻碍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迅速地达成协议。由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涉及对风险的认定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调整,美欧双方因历史而形成的社会权利、环境标准、政商关系等领域的差异使它们在这两个问题上很难保持一致。资本与社会的政治博弈决定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结果。     

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近期以来,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再次引发美欧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辩论。美国《华盛顿季刊》(2005年夏季号)随即刊发了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一文,为读者分析美欧解读中国问题的视角、寻找美欧对中国崛起作出不同政策回应的原因。作者在文中提出建设一种有别于冷战时代美中苏三角关系的中美欧新三角关系,以此推动中美欧的三边合作和积极对话,使之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工具。本刊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对文章稍加删节予以译介,以丰富读者的阅读视野、全面了解西方学者的观点,从而对中美欧三边关系具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认同危机与美欧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冷战结束以来 ,美欧之间在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等方面的分野是造成当前美欧分歧的主要观念性成因。其直接结果和集中体现 ,是伴随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迁而出现的美欧集体认同的危机。美欧各自的利己身份和集体身份的重新定位给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与变革。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变迁的可能前景中 ,相比美欧分裂并对抗、美欧和解并合作而言 ,美欧形成新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平等关系 ,更具有现实性。     

冷战后的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

本文扼要概括了冷战时期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的特点和基本状况,着重分析了冷战后这些特点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具体分析了影响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的一些持久的双边和战略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冷战的结束对传统的、基于北约联盟基础上的美欧防务安全关系带来严峻的挑战.随着欧洲安全环境和防务性质的变化、美欧各自战略重点的转移、欧盟一体化的进展和美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的性质和内涵也发生相应的变化."9·11"事件并没有改变美欧关系裂痕加大的趋势,反而使美欧防务安全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美欧之间在安全防务问题上虽然存在众多的分歧,但不会走的太远,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总体上仍以协调和合作为主.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欧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

乌克兰危机是后冷战时代美欧与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地缘博弈的继续,是俄罗斯与美欧在欧盟东扩问题上的矛盾的集中体现。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部门实施了数轮制裁,制裁的力度和时间受美欧各国各自的利益和立场、企业游说、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最终目标等多重因素影响。美俄两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欧对俄的制裁较为有限。美欧对俄能源制裁有望推动中俄之间重要油气合同的签署,扩大两国的油气合作范围,促进两国的金融合作和货币国际化合作。     

欧债危机对中国对欧出口的影响与路径分析

欧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展,欧盟诸国经济复苏乏力,由此导致了欧盟市场需求减弱、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融资减少、欧元大幅贬值,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给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带来很大冲击。本文根据历年中欧贸易的各项数据,对比分析了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对欧出口贸易额、出口欧盟所占总出口比重以及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化的情况;从市场需求、贸易政策、贸易融资、直接投资、汇率波动这五个方面分析欧债危机对中国对欧出口贸易环境的影响。最后,本文对近期中国对欧出口贸易形势进行了展望。     

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

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美欧"跨大西洋对话"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以应对中国崛起为目的的美欧"跨大西洋对话",指出美欧在对华关系上的一致与分歧.文章认为,美欧"跨大西洋对话"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晴雨表.在此三边关系中,美欧关系仍是最紧密的一组双边关系,中美欧之间尚存在较深的分歧与猜疑,而中美关系则一定意义上使中欧关系复杂化.美欧"跨大西洋对话"对中国及中美欧三边关系具有深刻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跨大西洋对话"的积极影响,中国在处理对美、对欧关系问题时,就要着重加强中欧关系,并进而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9·11"以后的俄美欧关系

"9·11"事件出乎意料地促成了俄美欧关系的靠近,但它们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俄罗斯经济发展需要美欧的支持,所以,"9·11"事件正好成为俄与美欧改善关系的契机,欧洲希望借此机会,建立一个"完整"的欧洲,美国则从反恐需要出发,认为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反恐战争是难以取胜的,所以,基于各自战略的考虑,俄美欧走到了一起.     

利益集团对美欧贸易谈判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对美国和欧洲商会的比较分析

美欧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从2016年初之后逐渐陷于停滞,但在2018年7月下旬后出现有望重启的迹象。在这一曲折变化的过程中,美欧内部利益集团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双层博弈"的视角与"多源流决策"的模型相结合,形成分析框架,并选取美欧工商界最具代表性的"伞状组织"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作为观察对象,比较其对2016-2018年的美欧贸易谈判决策施加影响的节奏、效果和路径选择的异同。结果发现,这两家商会能够紧跟美欧贸易谈判的决策节奏而开展活动,但其影响效果有限,同时两者借助会议平台施加决策影响的路径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工商界利益集团在美国和欧盟决策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的差异。     

俄罗斯与美欧关系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

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美欧关系降到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但是,具有战略忍耐力的俄罗斯调整对外政策,先是在叙利亚战场打开局面,接着在2019年与美欧的关系也出现缓和。俄美领导人举行会晤,两国外长互访,两国开始就是否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同时,俄美在军备竞赛、地区冲突、人文限制等领域的争斗依旧激烈。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通俄门"阴影是否可能再度影响俄美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俄与欧盟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双方都有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愿望。乌克兰问题是影响俄欧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乌克兰总统选举后乌俄关系出现某些松动与对话端倪,这将使俄欧关系在2020年继续朝着缓和与合作的方向发展。美国对俄政策调整对俄中关系也许会产生某种影响,但是对整个俄中关系不会发生大的作用。俄乌关系打破僵局、俄欧加强合作则符合中国的立场和利益,中国乐观其成。     

后斯诺登时代的美欧网络安全合作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日趋扩大,美国和欧盟都认识到双方在数字空间展开合作刻不容缓。2010年以后,以里斯本美欧峰会《联合声明》为契机,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而且成果显著。然而,斯诺登事件给欧盟及其成员国以沉重的打击,大西洋两岸间的战略互信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重建欧洲盟国信任,但未来美国和欧盟的合作仍将面临挑战。美欧在网络安全理念上的分歧、数据安全流动的矛盾和美国的双重标准,不利于美欧合作的顺利进行。美国和欧盟在互联网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将持续下去。     

特朗普时期美朝关系变化轨迹与未来走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朝关系经历了对抗与危机时期、缓和与蜜月时期以及僵持时期三个阶段。在对抗与危机时期,美国对朝采取经济制裁、军事演习等极限施压举措;在缓和与蜜月时期,美国对朝采取首脑峰会、工作磋商的接触政策;在僵持时期,美国对朝"谈压并举"。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给美朝关系改善提供机会之窗。而贯穿始终的是美国对朝制裁毫不放松。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对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十分不满,积极应对突飞猛进的朝鲜核导技术,掌握在东北亚地缘战略竞争中的主导权。这成为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动因。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推动了无核化谈判的展开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但美朝无核化谈判依然陷入梗阻。     

俄欧天然气定价权博弈探析

作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贸易伙伴,俄罗斯与欧洲的天然气定价权博弈及能源权力转移对当前全球天然气地缘政治演变具有关键性影响。页岩气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液化气贸易的大幅增加,使美国在俄欧传统能源关系中成功打入楔子。通过供给来源多元化下的市场竞争预期,欧洲正在将对俄进口依赖的脆弱状态变为一种天然气需求权力。俄欧天然气贸易争端主要体现为延续油气挂钩,还是采用竞争性枢纽模式的天然气定价机制。这也正是俄欧围绕天然气定价权博弈的集中表现。欧洲如何利用世界能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契机、实现能源需求权力的最大化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考察俄欧天然气定价权博弈及能源权力转移对中国利用天然气进口来源竞争提高谈判议价能力、探求合理可行的天然气定价模式具有重要启示。     

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则偏离了这一传统,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转向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双边博弈体系。特朗普执政以来,其重构中美贸易关系的构想正在逐步转化为政策,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等诸多极端贸易政策也付诸了实施。特朗普政府运用"安全化"这一过程,将极端的经济主张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在政府内部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由此将其看似不合经济逻辑的激进主张转化为合法的、可执行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动力源自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二者短期内不会沉寂,意味中美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特点,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之理想。     

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探析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欧洲、欧盟的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对欧贸易顺差高速增长。本文认为,对于顺差形成的原因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近年来,中国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高技能劳动已经在中国出口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传统比较优势;中国利用外资的发展,不仅使外资企业在中国对欧贸易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更有投资替代贸易的作用。要使中欧贸易得到健康的发展,欧盟方面应该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壁垒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