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陆学似禅而非禅——基于范畴异同视角的探析

陆九渊立本心之体,倡"心即理"之论,主张以除物欲而保养本心为工夫,系渐悟;禅宗亦立本心为体,认为本心即自性,主张万法缘起性空,本无物欲可除,故应致力于不执着来明心见性,系顿悟。陆学中诸多名相虽类于禅宗,但实际旨归不同:本心论上,二者以本心为万物之本源同也,而其本心之内涵异也;工夫论上,以明本心同也,而其顿悟和渐悟之过程异也;理体论上,事理均以自然万物之本源同也,而人类社会之德理诠释异也。总之,从本心、工夫和理体三方面考辩二者之关系,可知彼此虽遣词相类,然旨归远矣。     

伊藤仁斋、朱熹《通书》诠释之比较研究

在本体论上,伊藤仁斋批判了朱熹以诚为贯通未发已发之理的诠释,指出周敦颐受道家影响以诚为未发之实理。在人性论上,仁斋批判了朱熹以五性为五常,以理气善恶、未发已发区别性情,以复性为复归于仁义礼智本性的诠释,指出信是四德所规范的行为,周敦颐以仁义作为道德规范而非本性,因此复性是复归于作为性命本源之诚。在工夫论上,仁斋指出周敦颐受佛道影响的无欲主静说与先秦儒学的积极主动不符,并批判了朱熹存理灭欲的理欲观。     

儒家"道问学"精神的延续--兼论戴震对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继承超越

由朱熹的“格物致知”,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返身内求”,再到戴震的“察分理”,儒家的求知理论在发展中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朱熹试图努力将原始儒家的“道问学”精神以及“格物”之路推延下去,但结果却是陆九渊、王阳明“尊德性”精神及“内求”功夫的崛起。明清之际,戴震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但在批判之下却恰恰接续了朱熹的“格物”理论,并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思想的深入发展。     

朱陆对《论语》“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不同解读

朱熹解《论语》中的“君子”“小人”较多地讲“以位言”，尤其是将“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中的“小人”解为“识量之浅狭”者而非无德之人。但是，对于“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朱熹仍以“以德言”加以解读，把“小人儒”解为以儒学之名欺人的无德小人；与此不同，陆九渊并不以君子小人的对立进行解读，而是把“小人儒”解为与“硁硁然小人哉”中的“小人”一样，是“学不至道”，而非无德之人。尤其是，陆九渊的解读为后来阳明学派所推崇，为清中期之后的《论语》解读所接受，成一家之言。     

朱熹对《中庸》“勇”的诠释

朱熹对《中庸》之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勇具有血气之强和理义之强双重特质，并与之相应生成了勇的一体两面，即血气之勇和义理之勇。血气之勇由人之气禀所生，蕴含了勇的实践精神；义理之勇由义理所发，彰显了勇的心性修养，二者共同构成了勇之全体。在朱熹看来，勇作为三达德条目之一，在于其具有持守之力。勇的持守之力体现在修养工夫上，即“诚”和“时中”，体现在实践中，则是困知、勉行、知耻。正是在此基础上，勇通过“勇于知”与“勇于行”的结合，成为进入中庸的可能性条件。     

弘扬王阳明心学 树立正确价值观

<正>一、王阳明心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继承发展心学作为儒学一门的学派,最早源自孟子,南宋陆九渊启其门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明朝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为心学开创了独立的学术流派。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认为只有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天理是公     

王夫之《论语》诠释中的工夫论

王夫之平生以“正学”为诉求,而此种诉求在其工夫论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他在诠释《论语》时,以孔子的成德历程为主线,构建了兼具一贯性与差等性的工夫论系统。在这一系统中,道义之心能够并且仅能够通过种种工夫来实现其完美形态,而船山“明人道以为实学”的主张由此得以贯彻。     

论王艮的顺自然与致中和

“中”是天下之本。王艮继承了传统的中庸思想，把中与和结合起来，把“和”看成是实现“中”的目的。他“以自然为宗”，认为顺其自然就是“中”；他强调积极用世，但又主张出处要当量，动静适宜才是“中”；他提出人欲合理的观念，但又讲私欲的危害，所以无私无妄才是“中”；他还强调“巧中”，认为只有“止于至善”，才能真正达到“中”的境界。     

科举视野中的地方学派与区域文化 ——评《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

永嘉学派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派,在南宋时期,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它在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功利统一仁义;哲学上批判朱理学,主张道不离器。它创始于薛季宣,发展于陈傅良,成熟于叶适。立足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研究地方学派是一种常见而有效的途径,如《浅析提挈诺学派》,     

杨简心学工夫论发微

杨简的易学视野下的工夫论以人心自明自灵为前提,强调“不起意”。它以“毋意”为纲,以止绝意、必、固、我为内容。杨简所谓的意不仅仅是指私欲和从个体之“小我”出发的意念,而是指游离于本心自然发育流行之外的一切思维,一切不合乎道德本能的意识活动或意向状态。必、固、我是意态的表现。意起欲兴,人心始昏;意起而私,物我裂分。明心显道,惟有“毋意”一途。毋意就是顺循人所固有的灵明良心善性,“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这样,工夫和本体在此得到了完美而有机的统一,心学的本体论和工夫论在内在理路上得以一以贯之。     

马浮的哲学典范及其定位

有学者认为马浮思想守旧而封闭，只能称作“当代儒家”；又有学者认为马浮的哲学是陆王一路，或程朱、陆王的融合；这都是有待讨论、澄清的地方。本文在探究马浮的理气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的基础上指出，马浮的哲学基本上是朱子理学的立场。他据此融摄佛学、陆王心学以及历代经学、子学。他主张“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并且就用这六艺之教的概念来作成儒家判教，来撰述《复性书院讲录》。他又强调六艺是国学的最佳代表，可以统摄诸子与四部，可以统摄中西一切学术。总之，他对儒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有一个整体的、创造性的洞见，可以归为“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     

从“朱陆之辩”看南宋理学与心学的分歧

在宋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朱熹所集大成的＂理学＂与陆九渊领军的＂心学＂是其中两个主要学派,朱、陆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共扶名教,同植纲常。为此,两人进行了十余年的学术争辩与互动,试图在儒学的框架中实现＂理学＂与＂心学＂的融合,终因双方学术之路迥异而难以实现。考察朱陆的思想差异,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层面：＂理＂本体的外在支配...     

比较中西两种思维模式的孝廉关系论

文章借用既有相关研究成果，诠释了中西两种思维模式对于孝廉关系这一议题的思维程式、逻辑理据和核心观点。中式思维沿着“一本始源-家庭本位-斗孝为首德-德才外推”的理路，最后得出“孝可生廉”的结论；西式思维则从“个体本位论”出发，借助“领域分离”的理论与现实，主张孝廉无关（“孝廉分离论”）。     

评牟宗三先生之论罗近溪

本文通过对罗近溪学说中形而上的宇宙论、性命论、心体论的层层分析,指出提倡自然、生生不已和仁,是他"赤子之心,不学不虑"学术宗旨的体现.而他的"无体之体"、"不见之见"是他的本体论和工夫论的特点.牟宗三先生认为他是阳明后学中"调适而上遂"的主要弟子之一员,是正确的.而牟先生否认"归于仁、言生化"为近溪之学的特点,却与近溪思想不符.龚鹏程先生不同意牟先生以"拆穿光景"认作近溪学术风格的特点,这是符合实际的.龚先生主张"敬畏"、"戒慎"才是其特点,但与近溪倡导的性体自然与工夫敬畏相统一的工夫不符,而牟先生说近溪主张"无工夫的工夫",比较符合近溪本意.     

永嘉学派和温州人精神

永嘉学派产生于南宋时期农业发展迅速、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文风鼎盛的温州,是瓯越文化的优秀代表。它创始于薛季宣,发展于陈傅良,成熟于叶适。永嘉学派政治上反对君尊臣卑,主张君臣一体,主张抗金和改革弊政,经济上反对以义抑利、重农抑商,主张以功利统一仁义,以国家之力扶持工商业;哲学上批判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器物。由于它注重研究实际问题,提倡事功,反对空谈义理心性,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一起被并称为事功学派。它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派,在当时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     

论东莱与象山思想之异同

朱熹(晦庵)、陆九渊(象山)、吕祖谦(东莱)为南宋理学、心学、吕学三大学派巨子.朱、陆之间思想异同之辩曾为历史的一大公案.吕氏折衷朱、陆的"理"本、"心"本之论,又兼采永嘉事功之学.东莱与象山个人交往上有"道合志同"之情谊,学术思想上则共商讨、相融合、互补充,然而他们的思想亦同中有异,在为人治学的风格和探讨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的见解上亦各具特色.他们打破传统的经学独断论,开一代之风气,在学术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明朱子学及其格致论

南宋末年的四明朱子学以朱熹后学黄震、王应麟、史蒙卿为代表。他们继承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并且不墨守朱熹的学术思想。重要的是，曾经是朱子学兴盛的四明地区，明中叶又出现了与之对立的阳明学，而他们的对立，主要在于对《大学》“格物致知”的不同诠释。     

“中和旧说”前后朱子哲学中的“居敬”工夫

朱子哲学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其工夫论更是集理学一系相关理论的大成。“中和旧说”发生的前后是朱子工夫论形成、发展和延伸的阶段。在此期间他对于道南学派的工夫论有了比较成熟和批判性的见解，同时对于湖湘学派的哲学思想也有了相当程度的领悟，这体现在他对于“已发”、“未发”等诸多命题的探讨中意识到了“敬”与“静”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同时强调在“居敬”工夫中，心体与性体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在中和旧说之后，朱子的主“敬”工夫学说有较为明显的孟学色彩，从而在“中和新说”产生之前，初步构筑了以“居敬”涵养工夫为主要特征的工夫学说。     

朱熹的“推类”思想简论

朱熹“格物”，并非是仅以此来“尽穷天下之理”，因此他强调“推类”。朱熹“推类”思想来源于二程，又对其依据与操作进行了论述。依照这一思想方法，朱熹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运用直观的类比推理，获得了不少科学知识。同时，由于这一方法的尚未完备，因而也存在一些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