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及其构建路径

公民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信息知情权、网络政治参与权、网络权益表达权和网络舆论监督权等网络基本权利,其构成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现实"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加剧造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的差距,深刻地影响其网络基本权利的实现。要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公民网络权益保障基础,扩大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力度,保证公民网络信息知情权,加强公民网络技能教育培训,扩大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完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公民网络权益表达权,以权利保障为主,权利规制为辅,维护公民网络舆论监督权,保障和提高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权益和能力。     

发达国家环保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特点

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立法体现了四大特点：将环境知情权作为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把公众参与权贯穿于环境立法、执法及监督的全过程；公众参与的方式多样、程序完善；公民救济权较完善。这对我国环保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法治化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政府数据开放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在大数据领域的延伸和跃进,其价值日益凸显。然而当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面临着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质量难保障、开放组织机制不健全、数据安全形势严峻等问题。追本溯源,主要症结在于我国当前政府数据开放法治化程度不足,无法指导和规范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工作,阻碍了我国政府大数据发展与应用的深入推进。对此,需要从依法治国战略层面认识政府数据开放法治化的重要性,推动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上下并举,加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构建统一协调的政府数据开放组织机制,培育社会数据文化氛围,推动实现政府数据开放法治化。     

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机制探讨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不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法定权利缺失,而且他们实际能够享有的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较之城市居民也有一定的差距。当前,完善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机制,首先要在立法上消除对农民工歧视性的法律规定,恢复农民工国家公民的主体地位;其次要强化政府义务,加强政府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再次要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使农民工在权利受损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证研究——基于石家庄市政府门户网站的数据分析

公民参与在政府治理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和民主性。通过分析石家庄市政府官网的相关数据,从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渠道、议题、类型及环节分布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公民参与渠道分布的多样性、公民参与议题分布的广泛性、公民参与类型分布的局限性、公民参与环节分布的集中性四个特点,反映出政府对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预期与公民实际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现实之间的偏差,并从政治参与传统和公民认知两个层面剖析原因,提出构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利制度保障、培育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自觉性与能力、增进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形式选择的有效性等对策建议。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但从总体上来看还存在一些缺陷,如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位阶较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不够完善,监督救济机制不健全,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实践中,应将公民的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上升到宪法层面,给予切实保护;适时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提升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障水平;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救济制度,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     

法治视域下涉法涉诉信访运行规范研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宏伟目标,旨在实现法律权威与社会安宁的统一。信访既是公民寻求权利救济的方式,也是监督权力行使的途径,具有权利救济与政治参与双向价值取向,涉法涉诉信访在理论与实践双层面均呈现出人治与法治博弈之下的纠结状态。建构"信法不信访"的程序性规范,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程序终局建设,加大信访民主建设。以可不可诉为标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可分为涉法但不可诉的信访事项、涉法且可诉的信访事项、涉法且正诉的信访事项、涉法可诉且已终结的信访事项以及重复的信访事项。在涉法涉诉法治化配套制度建设中,应设置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实行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三审终审制,引入判后答疑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构建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上诉人的参与能力。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中,仅仅依靠执政党和各级政府按照全能主义的传统模式来单独运作是远远不够的,还迫切需要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根据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应当从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公众利益表达层面、制度层面等方面进一步建立健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切实维护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     

善治的理性:公民参与行政的后果考量

公民参与行政是现代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逐步深化的制度产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关乎微观民主、创新治理路径的制度实效能否有力地论证其民主合法性基础。然而,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公平听证等程序内核的缺失造成公民参与的不充分,相关问责机制的真空导致公民参与的随意性,此二者形成了公民参与行政的劣质性风险。据此,从公民参与行政的后果考量角度进行理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建构问责规则体系,真正确保实质性、良好的公民参与,方能实现行政法治与社会善治的双重价值目标。     

宪法财产权视野下的公民参与公共预算——以福街商业街的兴起与改造为例

南方市福区福街①商人自治组织基于宪法财产权的公民参与预算行为,对于地方政府公共预算行为产生了实际影响.福街商业街的最初兴起,是南方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迹象,由此催生了所谓宪法财产权的产生.宪法财产权包括民法意义上的物权权利,和公法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两个部分,这是公民参与预算的重要理论范畴.一方面,公法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是公民参与预算的法理基础,公民享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对公共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另一方面,民法意义上的物权权利是公民参与预算的价值目标,它是检验公民参与公共预算效度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公民参与地方立法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在地方立法建设中逐步实施公民参与．实现了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有机统一，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为首都北京城市功能的实现和发挥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立法实践中充分实现人民民主．就需要在立法中进一步扩大公民参与．不断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创新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机制。     

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有效对策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对于提高行政立法质量、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还存在诸多不足,如相关法律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抽象、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制度化水平不高、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公众不具有对行政立法的动议权等,完善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必须健全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救济制度,加快行政立法的听证制度建设,以法律形式对公众的动议权作出明确规定,以促进行政立法的正当性。     

公民行政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

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即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公民行政参与是民主行政的核心内容,公民行政参与是政府治理的必要条件,公民行政参与是新公共服务的价值诉求.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主要途径和形式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公民参与;以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核心的公共决策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公共服务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公民参与.契合我国国情的公民行政参与的途径与模式主要有:培育"公民意识",提升公民行政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公民行政参与的制度设计,推进公民行政参与的有序化;创新公民行政参与机制,实现公民行政参与的有效化;促进公民行政参与的组织化,提升公民行政参与能力.     

数字时代的社会救助立法检视

数字时代对社会救助提出诸多挑战，表现为数字技术消解社会救助主体的真实性，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排斥进而引起数字贫困，受救助者的信息与隐私也将面临更大威胁。因应数字时代之需，社会救助法亟待在立法理念以及制度建构层面进行变革。在立法理念层面，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救助理念，并确立数字行政理念。社会救助法作为一部权利保障法，亦应确立数字时代的社会救助权利理念以确保公民社会救助权之实现。在制度层面，一方面要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数字化赋能，实现受救助主体的智慧化覆盖、救助体制的数字化变革以及救助服务的数字化体现；另一方面应构建数字时代社会救助权利的保障机制，救助数字弱势群体，推动数据公开、数字参与及隐私保障，如此方能使社会救助法面向数字时代之需。     

论行政参与权保障与救济制度的完善

行政参与权的保障是指行政参与权得到法律的确认,并通过法律的实施,确保其行使,行政参与权的救济是指通过专门的法律救济制度对受侵害的行政参与权进行补救,从而使行政参与权的有效实现得到最终保障.行政参与权的保障与救济是参与式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机制,但现行法律制度对行政参与权的保障与救济存在不足,需要改进与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构建

公众参与是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需要反思为何公众参与在实践中逐渐陷入无用论的困境,其路径是在立法中改变有限参与的制度定位,在充分保障公众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参与权基础上,建构交涉性参与过程.在公众参与方式上,应当客观定位听证会制度,以非正式的通告与评论程序作为公众参与的一般形式.     

刑事被害人庭审参与权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的诉讼权利,但是对于刑事被害人庭审参与权学界未予以明确的界定,对其内容立法规定不够完善,并且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保障不力。因此,完善相应的立法并在司法实践中确保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是完善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可行办法。     

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探讨

村委会选举中的权利救济制度建设，是当前村委会选举立法工作中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重要制度建设课题。本文界定了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权利侵害行为，分析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出了建议。     

宪政视野下表达权的制度构建

表达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既有防御权的功能又有受益权的性质。把表达权仅仅理解为国家不应干预的自由权是不完善的,不利于表达权的全面保护。对表达权的保障有助于权利体系的完善、国家权力的规制、政策与法律的理性化及公民人格的完善。由于表达权是一束权利的集合体,是一种＂复合性＂权利,其保障和限制要区别对待,但落脚点是保护。要完善保障和救济体系,通过民主化、法治化为表达权的实现奠定制度基础。     

公民监督权的规范构造与基本类型——基于《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考察

公民监督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公民监督权宪法规范内涵与保障模式的模糊不清,造成公民监督实践中的路径阙如、救济缺位以及目的异化等困境。《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公民监督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是贯通“公民”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关键所在。厘清公民监督权规范生成与概念分野的基本逻辑,基于公民监督的规范结构与制度逻辑,对具体监督权及其国家保护义务进行类型化研究,是明确公民监督权体系化构建路径之基础。应通过形成公民监督权宪法规范体系性解释、建构公民监督权“二阶层”解释路径、促进公民监督权释法目的的“价值性托付”,实现全过程民主监督理念下公民监督制度的全要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