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由"政社合一"的一元管理到"乡政村治"的二元共治再到多元协同共治。新乡贤生成原因有选贤任能的历史渊源,城乡融合的发展态势,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反哺农村的乡土情怀。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包括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实践中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返乡居住无保障,面临偏见与抵触,配套政策待完善等困境;应从科学合理定位角色,优化城乡融合环境,完善政策法律保障,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来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     

论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

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之要。应着重从引领的内在本质、现实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来理解如何引领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明确村级党组织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系，彰显其领导核心地位和初心使命，承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经验，不断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助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不仅需要增强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引领力、团结协同力和具体执行力，还需要形成常态化引领构建的保障机制，破解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疑难杂症。     

党建引领城市小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基于舟山市“兼合式”党组织建设的案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小区治理成为城市治理的热点、难点和痛点。舟山市通过组建"兼合式"党组织,引领小区多元合作共治,有效解决了小区治理主体缺失问题,实现了党建理念创新、设置方式创新、教育管理创新、党建与治理融合创新。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组织建设还不规范,激励保障还不够有力,居民参与意识不强等问题。深化"兼合式"党组织引领小区治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能力提升、作用发挥为着力点,通过搭建各类平台,引领带动群众参与,构建以党建为核心引领,自治组织、居民有效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新格局。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治理探索

加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在于服务各族群众、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是民族团结、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城市社区民族工作要完善以党政为中心、全社会参与的"共治"治理网络,增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整体性与协同性,进一步创新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治理思路。     

整体性治理及其在非结构化社会问题方面的运用——以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政策运作为例

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并对不同行政文化的回应，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合与协调。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尤其在解决结构不良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本文通过对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结合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这一基础教育领域公共服务政策运作实际情况，来探讨如何运用整体性治理模式以实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以发挥更大作用。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公司运行中国家治理的法律规制北大核心

处理好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司内部治理的任务,处理好公司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公司外部治理即国家治理的任务。规范这两种治理并确定其界限是国家治理过程中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施行和完善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和依据。对公司运行中国家外部治理予以法律规制,在整体上就是要明确区分政府职能发挥与市场调节两者的作用,尊重私法自治,保障公司法人的独立性;要规范政府职能,发挥其弥补市场不足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完善公司运行外部治理法律制度、公司管理人员股权参与制度、金融机构持有公司股权制度,合理规制公司运行的竞争性市场体系。     

群团组织协作治理: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基于C市的实证分析

群团组织协作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群团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协作治理理论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SNA)对C市15个群团组织进行分析,用整体网络密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等指标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表明:C市群团组织协作整体网络密度不高,相互协作联系较少。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作为三大核心群团组织,在C市群团协作治理中承担了"中介人"的角色,但是多中心的网络结构还未形成,彼此之间的协同效用不明显。因此,作为群团改革试点城市,C市应从协同治理框架、协同治理机制和网上群团协作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革创新,提升群团组织协作治理绩效,实现群团组织协同发展。     

国家整合与社会融合:城乡基层治理发展趋向与对策

当前我国城乡基层初步形成了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核心、政府改革和居民参与为基础的整体性治理改革和创新框架.国家整合与社会融合作为实现基层善治的未来趋势和现实要求,要求建立健全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相符合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兴起——整体性治理在英国政府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政府治理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和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因此,对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详细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般概念和核心特征,介绍了其实际运用情况,分析了它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通过对其进行较全面的介绍,以期引起对这一理论模式的学术重视与探讨。     

治理共同体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特别是中央作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后,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从网络构建、工作内容、职能建设都面临重要拓展机遇期。一方面,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引入协商理念、协商机制和协商资源;另一方面,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是新时代县级政协把握新方位新使命的必然要求。要积极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在县级政协层面要搭建互融互促的总平台,在乡镇街道应打造"政协+统战"协商平台,在村和社区要找准政协委员参与服务"三治"融合的补位渠道(如参与乡贤参事会等)。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和定位;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注重实效、创出品牌,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工作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价值向度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在微观、中观和宏观视阈上体现出了价值面向：从微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维护社区公平正义为其价值目标,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其价值底蕴;从中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其价值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其价值升华;从宏观上看,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其价值主旨。     

后公共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趋向的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来的后公共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强调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强调整体性整合，强调整合信息技术、简化网络、提供一站式服务，注重内调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注重信约、责任感和制度化。整体性治理顺应的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正在西方政府改革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望成为21世纪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未来政府治理的新趋向。对我国政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亦具重要借鉴意义。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基于C县的实证考察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生产力发展的媒介呈现,在向基层群众提供宣传服务的同时,也给基层社会带来治理层面的影响和变革。通过对C县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的考察,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治理属性和治理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亟须强化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社会治理功能。为此,要强化治理思维、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增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开放性,提高融媒App下载量、推动智能移动终端的农村家庭全覆盖,以提高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与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契合度。     

工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工会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优势，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征程中，工会要坚持政治方向、找准职能定位、突出主责主业，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以更好地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功能优化与实现机制

基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党建质量的提高。多元化的基层治理特征,决定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属性,也决定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特性。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系统性功能回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结构,进而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区域一体-主体觉醒-组织协同-精神培育-资源整合”功能体系,切实破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嵌入-悬浮”困局,科学构建“核心领导-权责配置-能力发展-合作运转-责任追溯”的实现机制,整体性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