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过分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这一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来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     

强化行政问责的主体机制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正>一、"同体问责"的现状"问责"即追究责任。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政府官员在发生了违法违纪的乱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时,由上级政府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的一种机制。目前,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主要是"上问下"的"同体问责"。由于这种问责是在政府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进行,缺乏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参与,从而导致人民群众即使不满意政府官员乱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也难以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人民群众对某些政府官员的不负责任行为的追责意愿,也只能依赖或者等待政府的上级部门对下级进行问责监管。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的机制创新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是实现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公共管理的基石。创新我国行政问责,必须要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通过建设问责文化、扩大信息公开、健全问责程序、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等途径,不断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行政问责的监督力度,确保问责结果公平公正。     

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面临着行政问责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诸多困境。应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强化行政问责的动力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并学习和借鉴国外有关行政问责的先进理念与做法,使行政问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的类型与程序六

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既有其共性,又有不同。美国的行政问责制主要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选民问责。法国、英国的行政问责制大致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日本、德国大体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总的来讲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搬用,但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对建构和完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责制还是有某些启示意义和价值的。     

现代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行政问责是当代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国外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府责任、问责内容、问责主题、问责方式等方面,其特征是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趋向全面化、复合化,趋向于不同政体背景下的问责研究等。而国内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程序问责、分类问责、综合问责、异体问责等方面,其特征是从多学科的视角注重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及政府责任的主要内容研究,趋向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的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升华行政问责制理论研究,进而推动行政问责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问责新思考 法治新视角——读《问责权法治化研究》

<正>自2003年"SARS"事件后,疾风骤雨式的问责风暴就开始在中国政界持续进行并持续发力,2008年更是被称为"行政问责年"。理论研究源于现实需要,自2003年后,学界同样也掀起了研究政府问责的学术风暴。诸专家学者开始对"问责风暴"追根溯源,政府问责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产生累累硕果。从研究状况看,当前学术界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和结构、问责的基本政治逻辑、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向等四大模块对问责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论点总体上都围绕着问责     

法制、制度和机制:行政问责“三位一体”之再造

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三位一体之再造。     

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分析视阈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新政"已经在我国出现并运作,但还远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支撑体系,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因此,尽快制定并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于完善行政问责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大数据”监督有利于问责制度的推进

正"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这三句话,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权与责之间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责任政府,是提升政府服务能力的关键一环,也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效的行政问责不仅可以督促政府认真履行其职责和义务,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也可以督促和引导其他社会主体遵纪守法,尽职尽责。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使用,让监督变得更加广泛,有利于问责制度的推进。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追究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应界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政府行政信息应透明化；健全行政问责程序；强化责任追究.     

行政问责制实施十年的成就与问题--以武汉市行政问责制的运作为例

一、武汉市行政问责制运作十年的成就武汉市是较早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地方政府之一．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第一．加大问责力度．强化问责成效。2003年之后．包括武汉市在内的许多政府日益重视行政问责的作用．充分意识到不仅要防治贪污腐败．更要督促官员的勤政．以提升政府效能。同时切实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在行政问责面前人人平等。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式问责悖论的政治学解释

随着责任政府理念的逐步深入,建立问责制度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官员深入骨髓的认识,也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关键。与此同时,问责制度的文本泛滥与选择性问责的相伴而生,使得中国式问责深陷悖论之中,并面临着广泛质疑。要突出重围,必须理解中国式问责的政治生成场景,进而打破"规范泛滥选择问责"的总体格局。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