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以日本研究为中心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过半个世纪,其间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中日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两国政治关系在波动中前行,而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文化交流成为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以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过程、特征及作用,或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论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与日韩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总的朝鲜半岛政策就是“两个朝鲜”政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对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战后复兴阶段的日本,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韩国对日请求权、日韩渔业纷争、在日朝鲜人等问题上对韩采取了强硬政策。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及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的角度出发,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迅速着手解决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     

中韩建交25周年与新型互信关系的构建——以历史文化交流为中心

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保持了20多年稳定、密切的合作关系,开创和建立了两国密切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但也经历过一些风雨,在历史文化领域曾出现高句丽史等历史归属问题和传统文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矛盾。近两年由于萨德入韩事件,包括人文交流在内的中韩关系发展遭遇重大挫折。中韩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来之不易,未来两国关系应在半岛无核化、防止半岛生乱生战、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等原则下谋求构建新型互信关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高等教育交流新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研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大量条约、协定所明确的法律保障,高等教育领域交流人员和层次的不断加深以及一系列交流机制的出现。从北京大学的个案来看,相应地体现在受惠于两国高层交流的"北京大学福田计划"、社会层面主导的"北京-东京论坛"以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学生自发推动的"京论坛"。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人数在稳定增长,已经与日本很多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从北京大学参与的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尝试来看,两国需要在联合培养人才等领域向纵深发展,不断推动各自内部和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与资源整合,并积极推动两国的合作融入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交流大潮。     

中日近代高等教育的比较--以戊戌变法、明治维新为中心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高等教育交流自古不断，隋唐时期，日本曾向中国派出大量使节及留学生来华学习，并于八世纪初仿照唐朝的国子监在日本设立了古代的大学--大学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与借鉴的对象。但到了近代，中日高等教育的交流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开始向日本学习与借鉴：京师大学堂章程仿自东京大学，《壬子学制》仿自日本学制，甲午战争后，中国更掀起一阵留日高潮，1906年留日学生达12000~13000之众①，1909年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达405人②之多。教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为什么中日高等教育的相…     

朝贡体系、曼陀罗体系与殖民体系的碰撞——以1909年以前的暹罗曼谷王朝为中心的考察

在漫长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暹罗与周边地区存在三种典型的地区秩序,分别是朝贡体系、曼陀罗体系和殖民体系.三种体系以曼陀罗体系为中心,相互作用,具有阶段性特征.在19世纪前期,曼谷王朝为了重建曼陀罗体系,加入并充分利用朝贡体系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谨慎地抵制西方将自身纳入殖民体系的企图.从五六十年代起,由于获利减少以及殖民体系的渗透,朝贡体系最早被挤出暹罗的历史舞台.随后殖民体系与曼陀罗体系发生激烈碰撞,殖民体系不断损害暹罗的主导国地位和蚕食其朝贡国,最终瓦解了曼陀罗体系.曼陀罗体系与殖民体系的相互作用以及对朝贡国领土的争夺,也为现代泰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韩中日三国合作的现状和前景——以第二次韩中日首脑会谈的成果为中心

自1999年韩中日三国首脑在马尼拉会谈以来的10年里,三国始终为增强相互合作和信赖而努力,可以说,三国间的合作已经进入制度化的初期阶段。不仅是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合作,而且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职能性合作也在增加,这些都加速了制度化的推进。2009年10月第二次的韩中日首脑会谈,遵循了第一次首脑会谈达成共识的首脑会谈定期化的原则,这将对加强三国问的合作动量作出一定的贡献。     

笔耕四十年,神道著新篇——《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评介

《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王守华、王蓉,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主要作者王守华教授由学习研究日本哲学而涉及日本神道,从学习神道到研究神道凡40余年。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及世纪之交时,曾两次赴日本专门研究神道,     

朝鲜志士与中国社会——以尹奉吉义举为中心

1932年4月29日朝鲜志士尹奉吉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引爆了定时炸弹，当场炸死日本人白川，成了震惊东亚的特大新闻。在当时的情况下，虹口公园爆炸案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甘做亡国奴的英勇气概和为了自由独立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     

冷战后日朝关系正常化的日本因素分析

朝鲜半岛是日本的近邻,自古以来就是联系亚洲大陆文化与日本文化的"通道"和"中轴","中国文化通过韩半岛传播到日本","在现代史上,吸收西欧文化发展起来的日本又通过韩半岛传播到中国"①二战结束以后,在日本的主导下,日韩双方就正常关系化问题进行     

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

20世纪的南斯拉夫地区经历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巨变,探究其原因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该地区的民族语言关系、语言政策及规划,解析语言民族主义在该地区政治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首先,过于宽松的语言政策为语言民族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使其发挥语言的民族认同作用,甚至导致民族分裂倾向;其次,过度强调各民族语言的绝对平等,忽视国家通用语在构建国族认同中的重要意义,致使民族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第三,应该充分发挥教育在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无心插柳柳成荫——中法文化交流中媒介的无意识性

从文化角度而言,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可以说是世界上两颗璀璨的明珠,她们以各自光辉灿烂的文化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而且不断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蓬勃发展。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常常深刻地影响到彼此的文明进程。尤其是近年来,中法两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促进彼此     

万历朝鲜战争中的福兵与中朝交流——以游击将军许国威为中心

游击将军许国威率领福兵,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入朝参战,是万历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东征明军的水师骨干力量.在朝鲜期间,许国威坚定支持面临弹劾的明军统帅杨镐,通过促使朝鲜上书陈情、联合明军将领上书等行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许国威将俞大猷系军队的军事技战术介绍到朝鲜,又将大量朝鲜文籍带回中国,推动了中朝的文化交流.朝鲜后期士人认为许国威是高丽士人金澍后裔的看法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中韩日三国古代女性的爱与恨——以古代鬼妻故事为中心

东亚中、韩、目三国的部分志怪传奇小说，反映出各自国家的女性问题和女性文化。它们都受到儒家伦理思想和礼教制度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方式不尽相同。另外，志怪传奇文学本身的幻想性、自由性等特征，在三国志怪传奇小说中的表现亦存在差异。本文分析比较日本的《吉备津之釜》、韩国的《李生窥墙传》与中国的《剪灯新话》中相应的“女鬼婚恋”作品，指出东亚三国志怪传奇小说在审美情趣、审美特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由此揭示三个民族各自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审美心理。     

东亚的变化与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与地区政治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与变化。美苏相互对抗的两极体制逐渐消失,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对日本的影响力构成严峻挑战;与东南亚区域主义的有所上升形成鲜明对照,东北亚主要国家民族主义持续高涨。上述调整和变化,使日本逐步走上疏华、厌华甚至反华、制华的道路,最终导致中日关系的紧张与恶化。     

非政府组织和对外文化交流——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验为例

2008年"3·14事件"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和深入探讨国外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交流、推动外部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从而塑造国家"软实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而欧洲国家很早就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重点从非政府组织自身在文化交流领域的先行作用、政府给予非政府组织的强有力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独立性的保持与发挥等三个方面探讨为什么非政府组织能够在欧洲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中承担主要工作;列举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何成为这些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从事文化外交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