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七省区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并通过建构回归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对文章提出的四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幸福感要弱于第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优势很难带来城市幸福感上的相对优势。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支持因素和婚姻家庭因素对于农民工城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在本文区分的微观层次社会交往因素和宏观层次的福利保障因素上,都能看到它们对于农民工的强烈影响。     

90后农民工生存生活现状及对策研究

90后农民工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生活追求、价值观念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农民工完全不一样,与70后、80后的农民工也有许多不同。对90后农民工的生存及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特别是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有借鉴意义。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90后农民工的生存及生活状况进行分析,并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工自身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引起社会重视,提升其生活品质。     

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理论分析——“民工荒”的微观经济视角

"民工荒"的形成不是因为农民工数量不足,而要从影响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微观机理上寻找原因。收入、成本、预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显著的不同。要解决"民工荒"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     

新时期“二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再思考——基于“工作耐受力”角度的分析

通过在城市工作并逐步摆脱农民身份是二代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主要有效途径,以"工作耐受力"为准将二代农民工与一代农民工,城市80、90后居民进行对比,重新分析二代农民工的特点从而探索一条农二代城市归属的新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研究

现如今,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发展和崛起,这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他们之间的一系列思想状况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意在对两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观念、就业观念、城市融入意识、金钱观念和婚姻观念的对比分析,研究和掌握两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的差异性,从而能更好地营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思想教育环境。     

农民工子女渴望“归属”城市

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到老家。必须让农民工第二代同样成为城市的主人他们踟躅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少人眼神狂躁迷茫。他们是农民工流动人口第二代,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分割体制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日益扩大的城市边缘人群。在城市里,这个特殊的群体愈来愈庞大,但是,他们如何能够融入城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

新生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户口保留在农村却在城市（镇）从业的人,习惯中也称第二代农民工。据2010年国家有关部门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42亿,按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60%推算,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总量达1.45亿,这是一个庞大而十分特殊的群体。     

农民工攻击行为的社会认知特点研究——两代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从内隐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农民工的攻击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内隐攻击性用IAT测量,外显攻击性用自陈量表测量。研究结果表明:(1)两代农民工身上都存在明显的内隐攻击行为,且老一代农民工的攻击性在内隐层面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强。(2)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攻击问卷四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3)在两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的影响中言语攻击是一个"中介变量",外显攻击性的其它因子对内隐攻击性结果的影响是通过言语攻击而产生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破解

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以人为本",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不够彻底,存在较多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基本现状,分析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并提出了破解该困境的基本思路。     

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优化社会结构,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全面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应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优化土地配置,促进劳动力合理转移。应加快提升农民工的职业素质、文化素养教育,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制度。全社会应提高思想认识,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精神动力,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     

需求变迁、供给约束与农民工社保制度的完善——一个三阶段发展思路的探讨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中国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通过分析可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表现出保障权呈现比较显著的边缘化倾向、保障需求和维权意识比较强烈及参保率比较低的特征。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困境:一是中国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项目有待完善;三是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比较狭窄,且呈现出地区与城市的差异性。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机制:第一,应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规划与科学设计;第二,要不断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主要项目;第三,应陆续拓展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且逐渐拓展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城镇的社会覆盖面。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城市融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青年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及在具体的城市生活过程中所依赖的社会支持网进行分析,指出了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正式社会支持网及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特点,并分析了二者与青年农民工群体能否实现城市融入间的关系。     

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

本文分析了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以及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本文得出如下几个结论:心理资本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受他们感知到的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水平对其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社会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负向影响。提高心理资本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融入社会的有效手段;缩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以湖北沟村为表述对象

本文以湖北沟村为田野,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野下描述了农民工从外出务工至最终返乡的长期过程,并对不同出生组农民工的返乡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下,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不断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化过程的差异,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实现角色转换,而80后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的调整却要经历较大的波折。     

中国现阶段农民工人力资本低估现象研究

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的新的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壮大以及众多农民工在城镇定居,一些新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其中,现阶段农民工人力资本低估现象,成为一个急需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农民工就业歧视等现象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的差异导致了工资的不平等,是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低估,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成才与自我完善

<正>要为新生代农民工成才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从政策上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并且主要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     

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实现的法治保障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立法层次较低、社会保险费率较高、保障项目不全面、执法不严等问题。因此,应加强社会保障立法,提高立法层次,完善制度,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监察和执法力度,确保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     

“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长三角五地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的实证研究发现: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虽然在留城发展选择上相差无几,但在城市面向的非农发展取向选择上要显著提高;这一结果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变迁结果在两代农民工两个层面上的不同表现,事实证明新生代并非是优于老一代的"精英一代",对于新生代来说关键在于要将其对城市生活更为向往的"新"特征积极引导到自身"新"能力的建设上来。     

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结伴外出、依靠"亲友介绍"工作是两代农民工初次外出与求职的共同特点,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追求经济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追求个人发展,农民工外出倾向于低龄化,童工现象比较严重。农民工进城之后,"跳槽"频繁,就业层次低,多数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只是一种"平移",并没有带来职业地位的提升。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次比第一代农民工高。     

从富士康职工跳楼悲剧看第二代农民工生存困境

富士康职工跳楼事件的一次次重演，凸显了我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暴露了在城市与农村夹缝中生存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各种生存困境，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到了改变我们的以低劳动成本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