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对“革命”的理解与迎拒

不少学者认定康有为是坚定的改良派,但对他是否支持过"革命"以及他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学界迄今未有过深入探讨。综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不仅只是"革命"的反对者,也曾是"革命"的"推动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为"勤王(光绪帝)",他有意取"法国革命"之意,主张兴民权,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革命"。1901年清廷新政后,为反对"革命派"的"排满",他重拾"汤武革命"的道德观,否定"革命派"进行"革命"的正当性。"辛亥革命"后,他欲打破"革命"的政治思维定式,提出"国为公有"的"革命"本质,力图重构"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并阻止"革命"席卷文化社会领域。     

“有物之域”、“自得之场”与“玄冥之境”——论郭象“独化”的三个方面

郭象的独化说由"有"、"无"以及"玄冥"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郭象以"有物之域"来揭示"性分"是"独化"之"有"的方面,以"自得之场"来揭示"性极"是"独化"之"无"的方面,以"玄冥之境"来表征"独化"是"有"、"无"统一的圆融状态与精神境界。郭象的"独化"既是一种本体,又是一种精神境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生命的存在和意义问题,实现"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个人自由"的统一,最终达至"独化于玄冥之境"。     

坚定道路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实现"中国梦"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坚定道路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精神气度。在"寻梦"、"追梦"、"筑梦"的历史进程中,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逼"出来的一条正路,也是"闯"出来的一条新路。在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政治语境下,这条新路为实现"中国梦"指明了方向。坚定道路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梦"的动力源泉。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整体推进,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主动“加码”:基层政策执行新视角--基于H省J县的村干部选举案例研究

基层政府如何执行存在"张力"的政策?既有研究关注到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变通"、"共谋"等非正式运作执行被上级"加码"的政策。由于"加码"导致既有政策"张力"的增加,作为权力末梢的基层对于"加码"避之不及。吊诡的是,基层时常主动"加码"存在"张力"的政策。如何解释基层主动"制造困难"?本研究以H省J县的村干部选举为案例,揭示基层政府主动"加码"存在"张力"政策的逻辑:主动"加码"被认为是下级向上级"讨价还价"的重要方式,这基于主动"加码"符合上级对完成任务以及晋升的渴求,当基层官员执行存在"张力"的政策时,主动"加码"能够规避政策执行中的潜在风险。简言之,主动"加码"有利于基层官员"卸责"。这对既有研究提供了新的补充:对于存在"张力"的政策,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可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话说“人”与“民”

"人"与"民"是有所区别的。上古的时候,前者指的是"自由人",而后者指的是"奴隶"。后来,这两个字逐渐合而为一,变作了"人民"。到了近现代,"人民"这个词的份量日益加重,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人"与"民"的迥异含义被人们所提起的已经不多了。但是,"人"与"民"这两个字义的独立性即便是在现在,也仍然是存在的,有些地方仍然必须单独使用其中的一个字,而且要各就各位,不得僭越。比如时下流行的所谓的"电影人"、"画人"、"音乐人"等,若把这里的"人"换作"民"则就非常别扭;同样,若把"移民"、"烟民"、"股民"等中的"民"换成"人"也会贻笑大方。这里面,既有群体与个体概念之别,又有特定人群与普通人群概念之异。人与民各自的古老含义虽然     

名实的动态变化及其相互适应性研究

"名"与"实"是语言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长期以来,"名""实"关系的讨论很多,一般多从宏观的角度展开。我们以"枷"和"连枷"的关系为例,从微观上论述名实的动态变化及相互适应。学界多认为"枷"就是"连枷",两者完全是一回事。我们分析认为"枷"本指单木式脱粒农具,它指"连枷"是在连木式产生以后。从"枷"与"连枷"的关系上,论述"名"滞后于"实",当"实"发展变化到一定程度,"名"才发生变化,以适应"名副其实"的需要。     

论新时代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要求

新时代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应坚持"守"与"变"结合、"虚"与"实"交融、"刚"与"柔"互济、"内"与"外"联动以及"点"与"面"共振的辩证要求。"守"与"变"结合,意味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坚守住基本政治立场,又要在变革创新中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和因势而新。"虚"与"实"交融,意味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应将对高校教师思想政治问题之解决有机融入对其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刚"与"柔"互济,意味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既要依托于制度的刚性规约作用,又要诉诸榜样示范、说服教育、人文关怀等进行柔性纾解。"内"与"外"联动,意味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既要致力于激发高校教师的内在自我省思和思想政治自觉,又要注重对高校教师进行外部的教育管理。"点"与"面"共振,意味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既要进行专项性实施,又要实现"联合作战"。     

“观赏”与“官赏”

"观赏"两个字很好理解。"观赏"者,观看欣赏之谓也。虽然字面上好理解,可实际情况却常常让人弄不懂。既是"观赏",只要没有特别的规定,应该说人人都可以观看欣赏,可事实上,在许多本该由老百姓"观赏"的活动中,却是清一色的"当官的",难以寻觅老百姓的踪影。"观赏"成了典型的"官赏"。不可否认,有些特殊的"观赏"项目,必须是领导甚至重要领导参加,一般人不能替代。但有些"观赏"活动则没有特别的规定,按理讲,老百姓也可以"观而赏之"。然而,有些地方却对几乎所有的"观赏"活动都作了成文或不成文的限制,仿佛"观赏"是"当官"的"专利",平民百姓没有资格"观     

中西“文明”本义辨正——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德性文明的兴起

"文明"一词,在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两种语境中本有不同的含义。中文"文明"由"文"与"明"合成,文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明"为"明明德"之"明",则"文明"义为吾人作为道德主体或伦理共同体成员,循"仁义"之道,以生命实践创造性地彰显人之德性秉彝,从而生成"人文化成"和"天下文明"的人类道德生活世界及其和乐美善。自从义为"市民化"和"文雅化"的西来词"色飞来"(civilization)被译为"文明"而在汉语中通行之后,中华"文明"的本义即被西方"色飞来"所混淆、遮蔽、覆盖、扭曲、侵蚀,以至于消解。中华"文明"本义被变乱和"色飞来"的盛行,实质上是现代版的"夷化夏"或"文明的野蛮化"。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只是一种人性"异化"的片面的理性文明,一种必须被更高的文明彻底超越的文明;而真正"人文化成"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从而也是人类文明的正道,乃是中华"文明"早已启示的德性文明。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价值”概念——基于“规训政治学”的解读尝试

马克思通过"价值"概念与人的存在方式的相关性,开启了"规训政治学"的思考。"价值"不仅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也是"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而"剩余价值"则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在认识论方面,"价值"的实体化"错认"构成了人的拜物教"支配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因此,只有辩证地处理"价值"规训问题,才能走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     

“人本”与“物本”的二律背反及其解答

"人本"与"物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人原本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物只是客体、受体。然而,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物却成为主体、本体,而人却沦为客体、受体,不断出现"物本"打压"人本"的现象。要解答这种悖论,需要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人—实践—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重建"人—实践—物"之间的合理秩序。在现实生产和生活中,则要求我们实现价值观的根本转换,确立以"劳动"为价值本位的对于人的全面关照,确立"劳动—人本"的逻辑而不是"资本"或者"权势"的逻辑,并且贯彻落实"四个尊重"的方针,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快乐劳动"、"自由劳动"。     

实践与历史——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辨析

"实践"与"历史"何者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实践"与"历史"的马克思式理解。只有将"实践"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也即否定性的统一,"历史"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也即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才能真正彰显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之"新"和在哲学史上实现转向的伟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与"历史"互释中,不仅深化了自身的理解,而且升华了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马克思"新世界观"。     

有感于汪洋改词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两次"改词"引起广泛关注。汪洋强调要变政协委员"建言献策"为"建言谋策",要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这虽是一家之言,但汪洋"改词"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入思考之后的执政理念之变。汪洋认为,他改"献"为"谋"是翻过字典的,因为"献"是"恭敬庄严地送给"的意思,感觉有"居高临下"之意,与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     

公共服务外包该“放”什么,“管”什么

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放"与"管"同等重要,相辅相成,"放"多少取决于能"管"多少,"管"得住是"放"得开的必要条件之一。公共服务外包中的"管"包括对委托的"管"、对服务的"管"和对追责的"管"三个方面,唯有三"管"齐下,方得"管"的真谛。     

巷议二题

正关于"利润最大化"有企业负责人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乍一听,觉得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无可厚非,市场经济嘛,当然是赚钱越多越好。再一思考,其中就有问题了。我认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定要有前提,在它的前面应当加上"合理化"与"合法化"这两"化"。所谓"合理化"的"理",就是做事要合乎道理,要有准则,要守住道德底线,要"取之有道",不可以"见利忘义",牟取"不义之财"。所谓"合法化"是用不着解释的,守法是一切公民的义务。搞经营者不能无视市场的法规,不能违法牟取暴利。要互惠,共赢。     

区分“治”与“制”

近来,笔者在一些报刊上看到被载入我国宪法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基本方略中的"法治国家",被误写为"法制国家"。这不仅混淆了"治"与"制"的内涵,而且影响了这一基本方略的严肃性。在此,笔者就"治"与"制"二者的内涵与读者共同探讨。"治"与"制"音同意不同,不能混淆,不可替代。"制"是法律、法规,法律法规走进生活,方为"治"。我国古代有句古语叫"徒法不能自行",在这     

“郑声”、“郑声淫”与“放郑声”

从"郑"、"声"两个概念入手,即可发现"郑声"含义的广泛性及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变化,进而发现"郑声淫"即"郑声"在形式和内容上"过其常度",因此在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礼坏乐崩"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为维护代表旧秩序的"雅乐",孔子要求取缔代表新秩序的"郑声"而呼吁"放郑声"。自孔子提出"放郑声"、"郑声淫"、"恶郑声"以来,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一直聚讼不已,迄今仍无定论。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郑声"为何、"郑声淫"之"淫"该作何理解以及孔子"恶郑声"、"放郑声"的原因何在,以期对相关问题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仁德的成就——“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命题的阐释

孔子思想之所以具有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思想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完备的思想体系。对于"一以贯之"的具体所指,孔子未作正面解答,而曾子释之曰"忠恕而已矣"。"贯"为贯通、贯穿之意;"之"指孔子之道。"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对于人伦道德的关切、成就"仁德"的追求是孔学,也是整个儒学的基本精神和出发点、落脚点,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当作"成德以贯之"理解,而"忠恕"只是力行的工夫,达仁的方法,难以概"仁道"之全。     

论“仁爱”与“兼爱”之异同

关于儒墨两家思想比较研究,学界多有讨论和辩争,有主张二者是异名同实、本质为一的,也有认为原则有别的。对此,在立足前人之论的基础上,分析儒墨两家"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儒家讲"爱",发自人之内在性情,以"情"说"爱",由"爱"而"仁’;墨家讲"爱",以"情"为"理",由"理"说"爱"。儒家讲"爱",严于"利"之界限;而墨家"兼爱",则以"交相利"之"利"来诱导。儒墨"爱"之学说的差异使得儒墨两家不仅各趋一途,而且其现实性与理想性的亲和程度也大大影响到儒墨两家在后世的存续。     

如何让“空巢青年”不“空心”

要让"空巢青年"不"空心",关键路径在于纠正"空巢青年"的心理偏差。"空巢青年"不能悲观厌世,更不能自暴自弃,要增强信心,将艰难处境转化成前进动力,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要让"空巢青年"不"空心",就要注重对"空巢青年"的包容与呵护,让"空巢青年"真正感受到源自社会的关爱。政府应针对"空巢青年"群体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为"空巢青年"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