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势”之法治思想的独特性

真正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应该在三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纵贯古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直面当下,应对复杂局面;三是去伪存真,批判借鉴西方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这三个方面均有其独特贡献。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成熟的法治理论,因为其内在有着统一的核心思想、概念和方法,所以在法治国家建构过程中面面俱到、重点突出、各部分圆融无碍。之所以如此,与习近平借鉴并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思想中“势”的意涵有关。通过对“势”概念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习近平迥异于西方形式主义法治观的实质法治观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基础与核心。通过“势”概念思想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全新阐释,为我们学习领会、灵活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论法治与民主的共生、互补关系——从另一视角看我国民主化进程

法治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我们传统文化中法家的依法治国，也可以简称“法治”，但它同西方的法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法治完全是另一种文化的产物，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它是指一个社会不是由人统治     

浅析法治体系概念在党的法治理论中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方略,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使用了法治体系的概念,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中国人民对于治道的探索和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和提升。法治体系是"法的统治"在法律的价值层面、事实层面和形式层面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工程,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党在法治理论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中西法治文化差异探源——以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为视角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为我们追溯中西法治文化差异的渊源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和重要的研究方法。物质资料生产在西方形成了法治文化,在中国则通过部族战争这一中介,形成了人治文化;人类自身的生产在西方成就了个人本位和意思自治的理念,在中国则由于礼治文化的影响,个人被置于团体之中,个人本位没有得到张扬。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法治理念的践行与启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人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考量,将法治作为重要的执政方略,并将切合实际、规范权力、规制社会、平等适用、独立公正等理念贯穿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人对法治的理解与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中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东方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排斥西方的个人权利本位,更强调群体利益的重要性,强调社会秩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理念和做法符合新加坡实际,能够在充分体现人类主流价值的基础上,达到本国绝大多数人满意的法治效果。在法治建设中,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好的理念和经验,同时又要结合自己的传统和实际,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道路。     

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官本位体现着人治社会专制集权的制度安排,体现着等级特权观念和"以官为本"的单一价值取向。而民本位则体现着法治社会民主法治的政治安排,体现着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以及"以民为本"和"法律至上"的价值规范。从官本位到民本位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只有扫除专制体制残余,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打破特权等级观念,构建自由平等理念,破除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残余,达成以民本位的现代价值共识,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官本位的人治社会传统,建立起民本位的现代法治社会。     

中国语境下的文化与法治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含义极其广泛的概念,学者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纷繁复杂、见仁见智。通过对各种文化概念的分析,可以大致归纳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在我国主流话语体系中,"文化"概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文化概念具有多义性,二是文化概念具有相对性,三是文化概念具有可变性。法治是指法律的至高权威和法律的统治。基于对文化和法治的一般理解,可以把法治文化做出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对于法治文化,还可以从主体、载体、历史等维度来理解其丰富内涵。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不能将法治文化等同于文化法制,正如企业文化不同于文化企业一样。应当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把文化法制建设融入法治文化建设的大系统、大战略之中,而不能用文化法制建设替代或者弱化法治文化建设。     

论法治社会与法文化传统

近年来，在中国法治进程的探讨中，政府推进型法治①和法律本土化等观点给法学界带来了新的气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在拓展中如不周密论证，可能会使对权力本位、传统礼法关系的批判再度模糊。 当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有待研究，而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要学术取向的情况下，讨论法治与法文化传统或许不合时宜，但只要系统分析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社会转型和法制现代化的困境，便会顿悟现代法治的每一步都是在走出传统，因此保持对法文化传统的批判力，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法治的前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法治是人类社会对其发展形态的理性…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

建设法治政府,其核心在于"依法行政"。邓小平在"法制"概念内阐发了深刻的"法治"思想,形成了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总体设计,实现了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他强调人人树立法制观念,建立完备的法制体系,坚持依法行政,为我国新时期法治政府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邓小平法治思想至今仍然具有理论原创性价值和深远的指导意义,是继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财富。     

解读“法治中国”的内涵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党的纲领性文件的形式,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法治中国"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是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具有法治新意的概念,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指明了具体目标和方向。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法治作为人类法律秩序，有赖于文化的支持。西方文化所蕴涵的超验性独立品格、理性主义、追求正义等精神为其法治的成长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欠缺法治成长的精神根基，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移植，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同时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以创建一种现时代精神的新型文化，为当代中国法治奠定竖实的文化基础。     

和谐社会的法治路径

"法治"与"和谐"各有语境,实现两者的沟通及融合,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法治"及其实现形式的"法律自治"是西方基于特定社会结构的一种历史选择。极端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根本缺陷。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采用以"法治"为主导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必须重新思考法律主体制度,贯彻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法律是专家的事业,法治则是民众的事业。我们的宪政构架、伦理型法律等应该本土化,而商事规范、管理型法律则应全球化,确保法律既有深厚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又不丧失与世界的"对话"能力。     

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障碍

摒弃人治,实行法治,是人类历经几千年探索而总结出来的科学治理国家的宝贵经验。自近代以来,我国在走向法律现代化的同时,也开始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艰难转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才正式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在有漫长人治传统的中国,实现法治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本文客观分析了制约我国法治发展的各种深层因素,为我国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建设,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指向。     

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思考

探讨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其出发点必须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识,扩大民主权利,彰显法律至上,铸成法治精神;必须完善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制度;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借鉴西方法治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经验,加快立法进程.     

中西方古代法治辨析 评析亚里士多德与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异同点

亚里士多德和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作为西方和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观点存有异同。在法治与人治方面,他们共同主张法治优于人治,但亚氏主张法治与贤人政治的统一,而法家则将两者完全独立看待;在法律的性质方面,亚氏主张实行良法,而法家则未能区分法之良恶,但两者都充分肯定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在法治的目的和终极目标上,亚氏主张法治是为了追求城邦的"至善",而法家则带有浓厚的封建化色彩,但两者的目的都在于巩固国家政权。因此,深入分析他们各自思想的特点和成因,不仅有助于了解中西方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习近平的“法治中国”:释义、构成及创新北大核心

"法治中国"是统括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概念。习近平的"法治中国"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历史演进的当代结晶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治理经验的传承与发展,是政治性和学术性、传统性和现代性、世界性和中国性的高度统一,构成人类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指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法治国家、法治政党、法治社会三个方面构成,"法治国家"指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公权力,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法治政党"指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领导行为、治党行为的法治化,"法治社会"指社会主体自觉守法、依法自治。     

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文化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人民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在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形成的。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在要求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信仰等精神文明成果的     

贯彻群众路线 建设法治中国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为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内容,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征程。群众路线是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建设法治中国必然以群众路线为依托。贯彻群众路线,建设法治中国,既凸显了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也对破解法治建设中的中国式难题提供了基本思路。一切为了群众,确保党在建设法治中国过程中的领导核心作用。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中国法治实践

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新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治是有别于西方的法治的 ,但中国在进行法治实践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要借鉴西方的法治理论 ,从而独立发展出中国自身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理论     

先秦法家思想及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制度保障。法治思想及其制度建设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缺乏法治思想理论和制度实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固然必要,但扬弃中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传承超越,建构一种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更为必要。由此,评述先秦法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人物和基本理论观点,进而阐述法家法治思想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仍具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