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研究新进展:理论与实践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广泛参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政治难题的化解和新兴大国自身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思考及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启迪,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方面的讨论则较为偏向个案分析。综观现有研究,有关"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比较分析和整体性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制度路径与未来选择——以跨国传染性疾病防控为例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在参与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积极推动将卫生议题纳入合作进程,为在区域层面治理跨国传染性疾病积累了经验。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与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加剧了民族主义倾向和逆全球化趋势,给国际社会带来复杂深远影响。同时,全球贫富分化态势在疫情之下更加严峻,传统多边合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诸多全球性问题。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构建"有序全球化"和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多边主义,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始终。全球性大国也应在特殊时期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强化责任担当。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的要义、基础与实践

全球气候治理观是指治理主体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气候治理观,它以合作共赢、公平合理为核心要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中,积极践行其全球气候治理观,既有力推动了国内气候治理的进程,也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一种调研基础上的透视

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组成要素,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在新型全球治理模式下,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数量规模、组织能力和对外影响力各方面进步卓著,通过一些路径参与到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但囿于各方面制约因素,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话语权暂时落后于国家在世界上的整体影响力。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现有路径与主要问题,把握这一领域的新趋势,探索改进方式与未来可行性路径,是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举措,同时对于增强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与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机制的复杂化和中国的应对

机制复杂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突出现象,气候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更是如此。本文以气候治理作为视角,分析说明三类全球治理机制的复杂化现象:围绕框架公约构建起来的机制复合体、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构建起来的机制集群、以及问题领域交叉渗透形成的机制联结。气候机制复杂化有利于调动行为主体积极性和规范扩散,但也会造成臃肿、竞争、摩擦和相互抵消的情况,甚至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再分配效应,进而赋予大国更多自由选择权。目前国际社会为实现三类机制复杂化的协同做出了艰苦努力,除了强化国际领导,还设计出协议连接、制度联系的解决路径。中国参与复杂化的气候治理机制需要着眼于资金效率、碳排放统计等基础能力建设的提高,一方面与欧美合作共同实现国际领导的供给,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机制复合体、机制集群、机制联结这三方面都有针对性的措施,分层次、分阶段、分领域推进。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做法及启示

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结束,建立了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基本确定。此后美国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并急剧转型,但通过不断调整政府职能、提升治理能力,发挥非营利组织作用、激发社会活力,完善反腐败体系,维护环境和食品安全等举措,逐步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过程中,美国始终保持自身特色,政府和政治精英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健全法律制度,培养法治意识,重视价值观和理论的作用,对中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美国相关做法和体制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过度分权导致的效率低下等局限性,需全面、客观看待,批判性借鉴。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的重要新兴力量。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全球南方”的面貌，使之较以往更有意愿、能力和渠道参与国际安全与发展事务，促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全球南方”在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文明对话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演变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积极推动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治国理政的总体视野出发,审时度势、主动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论断。经过几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从目标、理念、议题、思路和路径等维度初步构建起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布局。这一全球治理蓝图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基础;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累全球层面的道义影响;强化国际议程设置和政治动员能力,合力推动全球问题的治理进程;加强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储备,为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影响及后续作为

IPCC是国际社会参与气候变化评估的重要平台,其历次评估报告都直接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进展,也推动了气候公约的签署和通过以及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完善与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了IPCC的历次评估,参与的专家数量不断上升,参与的人员结构日趋优化。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优势亦不明显。通过长期积极参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影响不容小觑,在促进报告遵循多样化原则,推动报告评估范围的拓展和深化,促进报告内容的客观化和合理化方面意义巨大。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科研阵地,IPCC仍将是各国科研和政治较量的重要场所,为此,中国必须努力做到积极参与、扩充文献、提升能力、掌控流程,从科学领域掌握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权。     

解读“伊斯兰国”的政治伊斯兰生成之路——以社会运动理论为视角的分析

2014年6月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中东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无论从武装人员构成和财力状况、还是装备水平方面来说,"伊斯兰国"都已超越"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等其他极端组织,一跃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和影响力最大的恐怖组织,并引发全球暴恐势力的纷纷效仿。尽管美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联盟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发展,但由于它凭借不断把握政治机会结构、提升资源动员能力和强化意识形态叙事等优势,国际社会想在短时间内彻底摧毁该组织还只是一种愿望。然而,"伊斯兰国"生成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也正是目前国际社会打击这一极端暴恐组织的着力点所在。     

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南南合作的新平台,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然而,金砖国家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及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进一步强化政治共识、能否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能否妥善处理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能否减少负面"溢出效应"、能否团结更多的新兴经济体、能否在机制化的道路上加快步伐等。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国际机制间合作与G20机制转型——以反避税治理为例

G20目前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中,正在发展"G20+"的国际机制间合作治理模式。其中,G20承担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设定议程和建立共识的政治引领功能,其他国际机制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技术支持和执行方案。在这种合作治理的新模式中,新兴经济体能否以平等身份参与,维护G20开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时代精神,是决定G20机制能否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在G20/OECD反避税治理的案例中,G20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主张和诉求,推动达成了"税收与实质性经济活动相匹配"以及"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治理原则和政治共识,而OECD也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实施纲领,从而实现了G20的"政治优势"与OECD"技术优势"的相互补充,推动全球反避税治理进程取得良好进展。     

步入“新危机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趋势、困境与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不断增多,"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正步入"新危机时代"。在此背景下,气候变化逐步成为影响深远的全球主要风险,危机应对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全球气候危机应对进程面临三重严重困境,能否摆脱这些困境、降低未来气候风险的规模,取决于如今采取的减排行动和能否增强抗御能力以及从多个维度提升气候危机治理能力。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