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现状评估与未来展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先后建立起多个整体合作机制,构成了中国与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的总框架。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具有以中国为主导、侧重地区整体性、强调"发展中国家"属性和机制化等特征,不仅是南南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丰富,更是中国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大合作机制有的已进入成熟收获期,有的则开始快速发展,它们都凸显了互利性、提升了战略性、强化了机制性和规划性。同时,中国在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合作进行布局和规划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各发展中地区具有各自的地区特点和各有侧重的发展需求,但当前运作模式趋同的整体合作机制难以体现差异性;中国与各发展中地区的合作基础有的建立在政治互信上,有的则建立在经济互利共赢的预期上,不同的合作基础会影响合作机制的发展前景;其他大国力量的影响、地区内部一体化程度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变化因素均对整体合作机制产生影响。中国作为这些整体合作机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积极谋划和应对。     

论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周边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在中国周边外交思想继承性发展、中国实力增长迅速、周边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需求强劲和域外大国战略重心转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发展迅速,并呈现出伙伴关系网络快速发展、中国国际责任意识增强、以经济合作为主和注重项目优先的特点。然而,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面临中国海外利益扩大与保护能力不足、不对称结构下的认知差异扩大、领海主权争端激化、域外大国干预和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需要把握形势,主动应对,强化合作共赢意识,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推进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生的持续变化,总体表现出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推动国际合作、不断走向多边主义的特征。这一转变主要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而这种深刻变化开始于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影响了中国的国内国外议程,推动了中国对自身利益和身份的重新认知。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化进程和国际合作路线的重要干预变量。观念、利益、身份和国内政治的交叉互动,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新发展。     

南南合作视野下的中拉论坛

随着国际体系进入转型期,世界多极化格局深度发展,通过与发展中地区的整体性外交升级,南南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在继中国—东盟对话、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之后,中国—拉共体论坛于2015年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的全覆盖。中拉论坛的建立是新世纪以经贸联系为核心的中拉关系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中国南南合作战略深度发展需要拉美国家的全面参与;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努力寻求自身发展道路也为中拉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契机。需要指出的是,中拉论坛也面临双边关系基础相对薄弱、贸易结构相对单一、欧美长期主导等一系列挑战。如何构建符合双方利益的长效合作机制,如何在双边合作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升级并多元化贸易结构,如何推动中拉多层次交流与合作以增加双方战略互信,如何通过中拉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南南合作水平等,都是中拉论坛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状况和趋势分析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与创新中发展,发达国家左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调整,前苏东地区共产主义力量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发展中国家共产党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     

论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

整体外交是大国以多边组织和多边机制为平台,推动与利益攸关群体进行整体合作的一种外交范式。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双边合作型("1+N")、主动接触型("N+1")、地区互动型("1+N+X")和全球磋商型("X+X")。中国对中东的整体外交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开展全方位合作、运筹与大国关系、推动中东国家利益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平台,体现出重进程轻制度、重官方轻民间、重经济轻安全、重微观轻宏观、重中央轻地方的特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推广的重要手段,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既要重视中国参与的多边组织,也要重视既有的双边伙伴关系网,同时还应发挥中国外交优势资源。在整体外交推进过程中,中国应增强话语权,多渠道推动中国与中东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外交与新南南合作——基于中非和中拉合作论坛视角的探讨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拉合作论坛机制不仅属于1+N召集人模式,而且以深化经贸合作为起点和突破点,并逐步扩大合作范围。这两个论坛不但是连接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桥梁,而且成为新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又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但是新南南合作面临议程设置、域外力量干预、合作机制竞争等挑战。对于中国建构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外交的模式,本文认为:应坚持互利共赢理念;在议题设置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区别对应并丰富合作内容;为减少外部干扰,应加强多边主义;为防止机制碎片化,应有效整合以形成合力;需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各方积极性,既体现公平又保证效率。     

习近平全球伙伴关系理念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发展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动与各国开展友好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性和中国外交政策开放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在外交领域的延伸和拓展。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牢牢把握主动权，也符合合作伙伴间的共同利益。这是支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在实践中凸显了团结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代价值，为新形势下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深刻把握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对于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将各国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转化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念、共识和集体行动，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一年来,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同时,结合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国际形势面临重大挑战及国内外政府集中换届等内外形势发展,新领导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如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更加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视野和思路,做到基于实践探索的战略建设,进一步调整战略目标、建构战略合作网络,深化战略理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更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使中国外交战略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左右翼斗争胶着 经济企稳向好——拉美地区形势综述

2017年,拉美政局持续动荡,"右攻左守"斗争激烈,腐败案引发地区政坛强震。经济初显复苏,但仍面临多重掣肘,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美拉关系滑入低谷,刺激地区各国在继续拓展多元外交的同时积极抱团取暖。在此背景下,拉美对华合作倚重上升,双方整体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的复杂变化使覆盖范围正快速拓展的中国外交面临的各类风险大大增加。如何预防各类外交风险,避免其上升为外交危机是目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可供选择的各类应对措施中,建立健全外交风险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机制相对更为有效,也更为经济。国际上已有大量可借鉴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模型的建构实践,但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还应充分虑及自身的两个特殊性:一方面,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因此外交风险预警模型不能简单效仿国际做法,仅聚焦对象国内部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外交面临的风险往往具有体系性特征,可能产生国际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应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对象国稳定、双边关系稳定及第三方溢出效应等。这一模型能更加客观地观测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别、跨国及体系性风险,进而有利于提供更为准确和全面的早期响应策略。     

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构建发展中国家新型关系

中国的身份定位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将影响到国际格局,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的身份定位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转变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一直持续至今。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仍在持续,随之而来的将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关系迈向新形态。展望未来20年,国际格局调整的幅度将比21世纪的头20年还要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不仅要继续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近而亲"的关系,也要塑造亚太地区的新型地区合作架构,引领地区内国家发展积极的共同伙伴关系。     

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基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是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导致全球环境治理动力不足。中国结合自身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合作，推进绿色金融，搭建合作平台，交流环境治理经验和技术。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合作的深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彰显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者、引领者的作用，对全球环境治理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绿色“一带一路”形成了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规范，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分歧扩大的趋势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继续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强化身份认同，密切利益契合点，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周边环境发展态势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国际体系不确定性增大、原有秩序面临冲击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自身崛起面临的体系性阻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为此,中国应充分发挥政策主动性,采取扎实行动管控危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周边地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不同的手段组合应对问题和挑战。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科学内涵、战略布局与实践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根本目的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历史任务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要求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本出发点是发挥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优势,科学方法是统筹辩证、分类施策,价值取向是正确义利观,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合作共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一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二是构建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三是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深化与倡议参与国的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在实践中应重点把握和处理好坚持不结盟原则和扩大"朋友圈"的关系,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建设性介入的关系,不称霸与发挥引领作用的关系,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与弘扬中国精神的关系,深化改革和推进大国外交的关系,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以及国际交往中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宗教与当代外交:历史、理论与实践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宗教复兴与世俗化复杂交织的格局下,世界多国在整体外交中程度不同地援引宗教因素。各国在整体外交中借鉴宗教话语、整合宗教理念、借助宗教渊源、起用精通宗教事务的人才、创建援引宗教因素的新型外交机制和与国内外宗教组织合作,从而巩固国家战略安全、构建话语权、形塑软实力、进行和平构建和冲突解决。非国家行为体从多层面不同程度进入主权国家治理空间,主权国家亦通过整体外交多层面达成外交目标,援引宗教因素的外交体现出这两股力量博弈而产生的动态平衡。宗教因素促使外交目标、渠道和影响不断丰富发展,外交行为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当前主权国家由此面临新挑战与新契机。对此,主权国家外交若援引宗教因素应考虑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各层面综合考量本国国家利益、如何将各国推进中长期战略所形成的格局转换纳入长期战略和政策考虑。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三重历史使命

经过中国数代领导集体在外交理论上的发展以及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和艰苦的理论探索,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当前及今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面临凝聚中国特色、强化指导作用和增加世界意义三重历史使命。为此,中国应加强外交"理论自觉",增强外交"理论自信",提高外交理论指导作用。同时要将中国外交理论的要素同各国外交理论互相借鉴和融合,不断增加世界"共性",从而达到"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整体性,使国际主流外交理论更多地体现多元化、多样性和公正取向。     

浅析中国特色人文外交

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人文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它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大局,在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应该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

气候援助是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资金、技术等援助措施。气候援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备相对突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实施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气候援助。通过这一实践,中国确立了相对完整的气候援助理念,即坚持气候援助与总体对外援助的统一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导向,倡导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存并进",确保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通过这一实践,中国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气候外交体系,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和内涵,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更好地履行中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促进中国气候援助的更大发展,中国应基于既有实践,建立气候援助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深化南南合作型气候外交的模式和途径,持续推进气候治理技术革新,采取多种方式打造气候援助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