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博弈中的气候变化问题

近日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首脑峰会上,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成为中心议题之一,西方国家将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趋势明显,气候变化开始成为多边外交和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张王牌。多年来,控制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是欧盟国家内政外交的一面大旗,各种减排计划和法规在国家政策文件和战略报告中频频闪现。今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关于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目标》文件,     

欧盟对内对外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正>欧盟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虽然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欧盟引领国际气候谈判的话语权和领导力量有所减弱,经济危机也或多或少影响了相关投资,但欧盟并没有放弃一贯的政治诉求,内部低碳发展决策和行动也没有停滞,并取得了相当成效。这对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特别是如期达成有效公平的"2015年协议"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嵌入式治理: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层次分析

气候变化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存量外部性"全球公共产品,多元主体往往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公共产品的供给逻辑却超越了传统的主权国家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治理"特性。它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三层治理的有机整合,一度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正是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的三层镶嵌,欧盟气候治理网络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凝聚各方合力的关键变量。根据制度型社会资本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组合差异,可以揭示出欧盟跨层治理的运作机理。欧盟气候治理的成功源于社会资本的跨层次整合: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构成"制度强连带",欧盟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构成"关系强连带",以及欧洲国家与次国家之间则构成"双重强约束"。     

我们需要一场清洁能源的革命

2007年9月18日,第62届联合国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潘基文第一次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参与联大会议。就任以来一直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任期内重要事项的潘基文,更将该话题设进会议日程,于9月24日召开高级别首脑会议,并明确将会议题目定为"未来在我们手中:发挥领导作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总统布什计划于明底在华盛顿召集排放国会议,讨论建立在《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新的减排系统,因此潘基文希望借由本次联大高级别的首脑会议向布什发出信号——继续支持《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才是正确之路。在联合国关于本次高级别会议的声明中,说会议目的是为"促进探讨可能的办法,推动国际社会在即将于12月在巴厘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上谈判缔结新的全球协定"。同时指出:秘书长"打算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国际社会处理这个问题。作为唯一的全球论坛,联合国具备独特的条件,有能力形成一种共同的办法,对付气候变化。"受潘基文邀请,绿色和平中国项目与传讯总监卢思骋于9月24日出席本次高级别会议,代表来自中国的环保组织发言,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民间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讨论。本文即为卢思骋的发言,由本刊独家刊登。     

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卫生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其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重视价值理念对治理的引导,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注重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具有非常明确的利己性。由于受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推行该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尽管如此,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应当确立自己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谋划开展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策略,强化中国与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上的政策协调,并进一步扩大双方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步入“新危机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趋势、困境与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不断增多,"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正步入"新危机时代"。在此背景下,气候变化逐步成为影响深远的全球主要风险,危机应对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全球气候危机应对进程面临三重严重困境,能否摆脱这些困境、降低未来气候风险的规模,取决于如今采取的减排行动和能否增强抗御能力以及从多个维度提升气候危机治理能力。     

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在遵循"制度平衡"和"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欧盟将超国家治理权力分别赋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国家机构,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侧重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超国家制度安排下,欧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借来的"合法性、"输出的"合法性、"输入的"合法性三个角度对目前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具体评析,指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因而其制度建设始终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难以摆脱三种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的循环。但也应看到,通过构建欧盟政治精英与欧洲民众之间沟通和对话的媒介,拓展"欧洲公众空间",培育民众的"欧洲认同",可以促进欧盟超国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许多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筹划或落实之中。     

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美国的经验

一个国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国对崛起的理论准备，是紧紧围绕美国面临的现实政策问题而展开的。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形成了一个内部充满竞争又有机统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关于国际管制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设计，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为美国规划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先后建立了公共智库制度、情报制度和政策顾问制度，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因此，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确立一个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使之成为世界强国的理论支柱。     

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

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起源于欧洲环境保护运动,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欧洲环境运动的发展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早期基础;围绕着《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履行议定书中欧盟提出的各项承诺,该政策正式形成。在后京都时代,欧盟又提出了气候变化扩展政策,该政策成为欧盟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依据与基础。哥本哈根会议后,欧盟出台了“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行动起来重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政策文件,明确了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战略。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的气候政治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后,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后续动向及其国际影响一直备受关注。从目前看,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其反气候治理的政策在联邦层面将面临更多阻碍。民主党重获众议院控制权势必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发起反击。同时,美国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出现了更多的积极变化。此外,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发布,以及美国国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进一步证实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认知。以上情况的出现可能成为美国政界及民众重新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与进行利益计算的重要因素。     

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

由于内外政治分离而产生的大量置于各国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不仅是21世纪国际政治,同时也是各国国内治理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治理呼唤新的全球合作形式和解决方案。内外政治互动的三种方式分别是内外政治互为支配的一元论、内外政治并行独立的二元论和内外政治相互合作的二元协调论,其中,内外政治二元协调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贯穿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确保了中国以合作和负责任态度处理全球性问题,促进了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在结构上的相互支持。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当气候成为政治

当全球气候变暖(核心是减排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核心议题之一后,各国的政治角力就不可避免。在"一超多极"的格局中,欧盟的态度最为积极,英国甚至试图将全球变暖提升到危及国际安全的高度。     

气候变化与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变迁

随着气候变暖、北极海冰融化加速,北极区域的安全风险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气候变化对于北极的影响远不限于生态环境本身,也对资源竞争和地缘政治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并对国际安全产生深层次影响。在生态环境方面,气候变化对北极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冲击全球生态系统稳定;在资源安全方面,气候变化引发了北极资源开发热潮,在资源可持续发展、原住民保护和规则建设方面产生矛盾和竞争;在地缘政治方面,气候变化引发北冰洋海域的争夺和跨界冲突等将会改变北极地缘政治现状。气候变化不断推动北极生态系统和政治经济地缘关系处于变化之中,相关域内和域外国家仍将围绕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地缘利益等进行合作与竞争。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全球治理扩展至第三世界:利他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

文章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的状况。中心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主导的策略改善贸易状况,成为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从而与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竞争力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将全球治理扩展至发展中国家,从而规范这些国家的行为,促使其向外国投资开放。然而,要想将发展中国家成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须在这些国家内部建立能够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制度。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独特问题,要想达成上述目标,仅靠推动这些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是不够的。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作者认为,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全球治理相符的内部制度,必须使这些国家确信全球治理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益,对它们自身同样有益。     

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经济、社会、政治治理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综合性危机",给西方社会造成较大恐慌。受疫情冲击,全球化呈现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并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或转移回本土。"有限的全球化"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可以从中获益。疫情的持续蔓延推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欧盟和美国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将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美西方十分担忧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疫情使原本就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将面临更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