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

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反映现代世界的总体战和"总体冷战"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大战略的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的对内和对外的方面。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理念不仅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统御性理念,也连带着国内政府组织改造、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突显以往受到忽略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提示美国冷战战略和政策的历史根源、国家风格和复杂多面的特征。     

如何进行大战略研究——兼论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意义

本文将从战略和大战略的概念入手 ,对大战略的基本概念、主要研究内容、基本研究方法做出简要说明 ,总结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现状及其不足之处 ,简要概述笔者的基本思路 ,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奠定分析基础。作者提出建立在国家实力、国际制度与战略观念等三个基本变量基础之上的大战略研究框架 ,即以国家战略资源的评估为开端 ,着重进行战略能力的评估、战略观念的优化、战略目标的确立、战略内容的谋划、战略手段的实施 ,并以此为主线构建一个完整的大战略框架     

大战略: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的新视角

在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已经贡献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把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上升到大战略或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研究,这样的成果却不多见。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做出初步探索。 一、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是一种大战略的调整 什么是大战略?所谓大战略,又叫国家战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宏观战略概念,是国家战略的最高战略层次,它不仅要把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     

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与大国地缘战略关切——简论中国的基本方略

作为大国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之一,地缘政治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加快,主要大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和基本战略取向既有其历史传承的一面,同时变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毫无疑问,大国间的地缘角逐和战略博弈,一方面牵引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在整体上塑造着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风貌。此外,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不仅直接作用于主要大国的内政外交,而且影响着它们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进而也影响其基本战略取向。本文重点探讨了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大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地缘战略关切。同时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明确中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意义非常重大。     

《吕氏春秋》的国家间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包含着丰富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正义战争论、国家利益论、国家崛起论、战略诚信论、战争根源论等。本文对上述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辨析。笔者发现,《吕氏春秋》中的一些国家间政治思想旨在服务于秦国的统一战略,因而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尽管如此,《吕氏春秋》中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仍有助于我们思考大国崛起的规律以及中国和平超越世界其他大国的前景,有助于我们思考战略诚信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     

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及思考

就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而言，关于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美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爱德华·米德·厄尔在1943年出版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一书首先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在1954年首版的《战略论》一书中首先对这个概念做出系统描述，     

战略文化视野下的印度大国平衡战略

战略是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概念，当今世界已把最高层次的“战略”延伸到国家“政略”和外事“方略”等方面，统称为“大战略”。战略文化与战略密切相关，并对战略的形成起着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是历史形成的一个国家与文明形态的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战略领域的集中反映。     

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

在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建立在广泛共识之上的基本道路选择、务实审慎的内外政策和一以贯之的战略耐心，无疑具有头等意义，但同等重要的还有能够反映时代心理特质和现实情势、具有中国情怀的大战略理论。特别是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关于中国崛起之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本上，就当今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而言，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使命，且核心工作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当前，尤其需要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来深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问题，使之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并能最终确保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探索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思路——“面向 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在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战略态式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将如何处理与各大国的关系?中国要采取怎样的战略来推进世界多极化?这些都是我国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1997年7月14—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山东青岛主办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高级研讨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出席这次研     

“和平崛起”的定义和外部条件再探讨

大国崛起不仅要有内部发展,也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历史经验表明,成功崛起的国家,既善于整合和利用国内资源,还善于利用外部资源提升其实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合理与准确的大战略,以便在各种复杂的国际挑战和压力面前能够化解矛盾、趋利避害,并避免提前卷入军事冲突或者战略摊牌.本文致力于探讨以下问题: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大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是什么,以及崛起国家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以避免崛起遭到夭折.     

关于大时代与大战略的思考——兼论新时期中国外交需要处理的十对关系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有五个重要标志:其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其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其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关键作用;其四,全球性问题首次受到全球广泛、共同关注;其五,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民主化进入新阶段。大时代呼唤大战略。中国的大战略设计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群策群力,汇聚集体智慧。中国未来大战略需要集中关注十大关系:一是第二和第八十八的关系;二是利益扩展与战略跟进的关系;三是新问题与新能力的关系;四是"关键"与"首要"的关系;五是"官"与"民"的关系;六是原则与政策的关系;七是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八是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九是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关系;十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略论朱利安·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

朱利安.科贝特是与马汉同时代并在西方海军理论界与之齐名的英国海洋战略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整理和分析英国一手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科贝特归纳和演绎出了一种"具有海洋国家特色"的军事战略理论,涉及国家大战略、有限战争和海陆联合作战等重大军事战略理论问题,对西方海军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对西方海洋战略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马汉"海权论"的层面上,因而深入研究科贝特海洋战略理论的实质内容,客观评价它在战略理论发展史上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战略意义。     

新兴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围绕"大国崛起"这一主题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和2006年后进行过三次较为集中的讨论.实际上,当今时代中国的复兴和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事实,如何看待历史上主要大国的兴衰历程,如何吸取新兴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已成为中国当前十分重大的战略问题.     

国际棋局中的中国之路

2020年以前的十来年,被中国官方定位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历史上大国兴衰和霸权更替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国运,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增长,也取决于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互动。     

日本大战略的演化模式——读塞缪尔斯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理查德·塞缪尔斯教授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以下简称《日本大战略》）一书从探讨日本传统战略观念及其互动人手，着重分析了冷战后日本大战略渐进调整的过程及战后反军国主义思潮对大战略选择的影响。塞缪尔斯避免简单套用国家或民族特性解释日本的大战略选择，而是基于对日本政治史、外交史的长期考察，力图建立某种有关日本大战略变迁的因果机制。     

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美国的经验

一个国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国对崛起的理论准备，是紧紧围绕美国面临的现实政策问题而展开的。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形成了一个内部充满竞争又有机统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关于国际管制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设计，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为美国规划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先后建立了公共智库制度、情报制度和政策顾问制度，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因此，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确立一个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使之成为世界强国的理论支柱。     

美国的全球战略枢纽建设及其影响

从美国走上全球争霸道路以来的地缘政治实践来看,努力维持欧亚大陆势力均衡,争夺和控制地缘战略枢纽,以及防止地缘战略枢纽被竞争对手控制,一直是其核心目标。美国的全球战略枢纽建设经历了从"点"的建设到"线"的连接,再"结网"建立地区和全球秩序的过程,其主要是通过与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建立约束性关系和流动性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但美国也从未放弃过战争手段。美国建设全球战略枢纽的目的是维持和延续其霸权地位,本质上是冷战思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历史的地理枢纽"及"枢纽国家"也随之发生转移。当前,美国正加紧重构其全球战略枢纽,建设重点也已明确转向亚太。美国全球战略枢纽及其网络建设将加剧地缘政治对抗,并刺激一些枢纽国家和地区的战略投机心理,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稳定构成挑战,阻碍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促使一些地区大国和国家集团提出自己的"印太"构想或愿景。美国全球战略枢纽建设对中国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避免陷入地缘政治对抗,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塑造和“改换天下”大战略进程

本文旨在通过对《史记·周本纪》中有关记述的政治和战略解读，探索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中民族特性／政治文化的塑造和“改换天下”的大战略进程。笔者认为，基于压倒性的农耕生活方式，周族逐渐发展出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进而牢固地确立了与一种与殷商相反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大战略方式：经行使“软权势”和累积“硬权势”基础而壮大和扩展，以便“无限期地”等待决定性变更的决心性时刻。这一大战略方式成功地使得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成转移之前便已转移，再辅之以其根本对手的“非战略性”和霸权战争前有效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宣示及有效的联盟建设，使得最终的军事决战结果早在战争之前便被注定。周族成功崛起后迅速采取了包括战略、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发展和制度发展四大方面的一系列旨在巩固帝国的大战略措施，保证了崛起成果的延续。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史提示，有怎样的根本创新说到底取决于有怎样的民族特性和政治文化，而就对于崛起和“改换天下”特别关键性的奋斗和大战略努力来说，它们的有无和成败首先取决于政治领导／战略统帅的素质。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的不断推出与逐步落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也不断完善。该战略体系主要由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手段和战略布局五个方面组成。在战略环境研判上,需要全面系统认知国情和世情,把握两者互动日益密切的态势。在战略目标设置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为战略目标。在战略利益界定上,重点关注中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利益,科学区分战略利益层次。在战略手段运用上,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协调国家、社会、个人等的积极参与,灵活运用安全、经济、外交和规则等手段。在战略布局中要把握好时空定位,在不同地理空间和领域不断优化战略布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要行稳致远,关键在于确保各战略要素之间的平衡,实现"权力政治"向"规则政治"、"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经济导向"向"战略导向"的多重转变。     

新自由国际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思想转向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曾在美国得势,一度成为美国战略的主要思想基础。然而,新保守主义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重挫,陷入低谷,美国大战略的思想基础转向何处?新自由国际主义很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国际战略的思想基础。新自由国际主义一方面秉承自由国际主义传统,主张在民主自由国家之间建立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济、集体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将一些现实主义的特点糅合进去,在强调宪政制度的同时,也重视权力和国家利益。2002年启动的普林斯顿计划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点和美国传统的国际秩序理想,提出了美国未来的安全大战略。从理论背景和实际内容来看,普林斯顿计划带有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想烙印,体现了国际宪政秩序、权力的自我克制、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多边整合大国关系等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则。